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汉语语法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例句——论“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的语法和语义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事中有一段文字是: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对其中的“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一句,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无注,唐孔颖达等人的《春秋左传正义》亦无疏证。今人的各种选注本或译文,对此理解上并不完全一致王伯祥先生的《春秋左传读本》为此句作注说:为曹所得之晋死人皆棺敛其尸而出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古汉语词义札记

“行李”辨正“行李”一词,先秦义为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襄公八年》:“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又作“行理”,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辰星《释“行李”》一文以为“在古代,李、理二字同属来母、之韵(先秦古韵当称‘部’,不称‘韵’,此当为笔误——笔者),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若之何”、“若·X·何”解

“若之何”、“若·Ｘ·何”解邹晓丽“若之何”、“若·Ｘ·何”，这个《左传》中经常使用的固定格式（注），是古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士文伯让（责备）之（指郑子产）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南燕国考

两周时期有两个燕园，一个是召公之燕，即姬姓之燕，另一个是伯之燕，即姓之燕。在古籍中，召公之燕常称北燕；伯之燕常称燕或南燕。兹钩稽古籍，考察南燕历史。一、伯身世《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资逵曰：“伯，南燕祖。”考诸《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膝、箴、任、荀、僖、儇、依是也。”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以为“伯当是受姓者”。据此，南燕祖伯为黄帝之后。二、南双活动地域及事迎南燕破封为们投x。市燕在先令古路中，很早我见于价7经·大雅·韩奕》。《韩奕》口：‘”…     

穆陵考

《左传·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中的“穆陵”在今何处?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到今天的《辞海》都误以为在今山东临朐,以致与历史史实、与上下文扦格不入。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具体上下文的考证,得出了穆陵当在今湖北麻城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错误结论的原因。     

学习古汉语札记四则——谈“双宾语”及其他

一、不义不暱,厚将崩这是《左传》隐公元年中的两句話,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汉語》(下簡称《課本》)第10頁注[24]說: 不义,指不义于君;不暱,指不亲手兄。暱,亲近。这是承用晉杜預的說法。杜氏《春秋經传集解》說: 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此說是不精确的。“不义于君”的“于君”和“不亲于兄”的“于兄”,都是凭意念所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所附释文的校勘价值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30轴,晋杜预注,附唐陆德明释文(文永四至五年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将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进行对校,并参照了其他《春秋经传集解》善本,发现了手抄本的释文在异文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补正宋本之讹脱,并补充、纠正黄焯先生的《经典释文汇校》。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周兴《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段文字与史实，为历来治经传者所乐道，本文拟从春秋大势及当时各国间的矛盾关系分析入手，谈点新的看法。先言春秋大势。春秋初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创...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