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分解的实证研究——以批发零售业为例

产业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服务业集聚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出发,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以更好地得到能反映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指数,并从指数中分解出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集聚水平的实证分析,以了解其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     

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在产业链上位置的动态变迁

批发和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产业上游度测度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在产业链上位置的动态变迁。研究发现:在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中,样本期内批发和零售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都存在明显波动的态势,服务于产业生产的能力不稳定;其中2007—2015年,批发和零售业的产业上游度变化趋势在开放经济中与封闭经济中基本相同,都呈现向产业链上游移动的趋势,批发和零售业服务于产业生产的能力在提升。总体来讲,批发和零售业在产业链上处于中游位置,服务于产业生产的能力在服务业中较为靠前;开放经济中的产业上游度明显大于封闭经济中的产业上游度;净出口增加对批发和零售业产业上游度上升具有促进作用。批发和零售业在国内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均存在着波动,其参与国内和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均呈现出不稳定性。要提高批发和零售业产业上游度,增强其服务于国内和全球生产过程的能力,提升其生产者服务业性质,必须实现批发和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其多业态发展,提升其出口水平。     

基于国家高新区高成长企业的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2010-2013年中国高新区企业统计数据,按照瞪羚企业初选标准,选取具有高成长特征企业,研究这类型企业的产业地理集聚状况.利用Ellison和Glaeser(1997)的产业集聚指数(即EG指数),测算高新区高成长企业在涵盖的103个城市之间的集聚情况.结果发现:高新区高成长企业在4年内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同时,行业之间差异较大.集聚程度最高的有房地产业、租赁和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而教育、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集聚现象不明显.高新区高成长企业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未来,这些发现表明产业地理集聚将进一步加强.同时,要关注产业之间的异质性,引导产业错位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能.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8个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数据，分别使用Ellison-Glaeser指数和平均集中率方法从行业和地区角度测度长江经济带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在使用Moran指数I检验现代服务业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基础之上，建立空间固定模型对影响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因素进行验证和分析。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房地产行业最低；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最高，贵州最低；政府干预对长江经济带现代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有抑制作用，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则有促进作用，信息化水平对其影响不确定。     

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分析——基于地理集聚视角

集聚是当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用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度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体金融服务业不是在集聚，而是扩散；借助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中国的整个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促进了当地经济长期增长，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2000—2010年间中国286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量化与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格局变化。运用回归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采用与区位商类似的分析方式对集聚指数的内涵进行解析,即集聚指数的大小及正负值表征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和其对外服务能力大小,集聚指数越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若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其服务能力高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具有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区际服务能力。研究表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总体上呈现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大集聚与各省区及城市群内分散化的小集聚并存,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其他省区则集中于省会及副中心城市。依据集聚指数大小可划分出全国性(复合中心)、省域(区域性)及地方性集聚中心。全国总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中心与制造业生产中心空间分离,同时,也呈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

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既表现出行业队伍壮大、吸纳劳动力多、吸引外资贡献大等特点,也存在对国民经济贡献度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等不足。采用区位熵方法的定量测度显示,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其6个代表行业呈现主城区集聚态势、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内部各行业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服务业集聚及对服务效率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相对密度会对自身效率产生影响。该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我国服务业聚集状况及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服务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多数地区的服务业区位熵大于1,区位熵最高的是北京,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高铁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量湖北省2005—2012年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对比高铁开通前后其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变化,分析高铁对旅游及相关行业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2009年高铁开通以后,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显著提高;高铁对湖北省各旅游行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在全国范围内,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湖北省内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均衡,武汉、宜昌等交通枢纽城市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不断增强。针对目前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状况得出一些结论和建议。     

重庆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基于2010—2014年重庆市制造业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指数）对重庆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测评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业积聚的总体水平较低,产业集聚水平差距较大,基本局限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而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正在崛起。为此,文章提出要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走一条适合重庆市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道路,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结合等建议和措施,促进重庆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的产业集聚及其省区特征、同构绩效——一个基于长三角产业集聚演化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长三角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影响产业集聚的一般因素,结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研究了长三角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空间演化路径和集聚绩效.文章认为,产业的集聚动力在于地区的竞争优势,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则加深和放大了地区的产业集聚过程;长三角的历史沿革、区位优势和中国转轨经济的体制改革特征决定了长三角省区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是产业同构;这种以产业同构为主要内容的长三角产业集聚并没有表现为省区经济之间的"重复建设"或者是"恶性竞争",基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廉价劳动力比较分工优势的长三角的产业集聚引起的外部性、市场扩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成为区域产业同构具有正面绩效的支撑因素,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对相关产业的绩效存在影响.文章的实证研究支持上述结论.     

信息产业空间集聚的机理分析

本文以信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信息产业布局在空间上集聚的前提、动机和表现,认为信息产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是对集聚经济的追求、创新与合作的需要、与发展环境的协同,相比传统产业的空间集聚,信息产业集聚更加具备功能化、专业化的特点。     

云龙示范区“两型”产业指标体系研究

云龙示范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五大示范区之一。通过对现有＂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首先指出资源节约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首要任务,环境友好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基础,综合绩效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新能力是＂两型＂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后提出适应云龙示范区长株潭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定位要求的＂两型＂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总结出＂两型＂产业评价程序。     

新经济地理因素与制造业空间聚集——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GMM分析

针对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象,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运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作用。通过动态面板的GMM系统,运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提出制造业主要向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集聚;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也有利于制造业集聚。最后,文章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旅游业与服务业的分界--论旅游业的独立地位

旅游学界普遍地将旅游业归属于服务业的论断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实际上 ,旅游业与服务业在概念种类、资源依托、产品形成、满足对象、功能作用等方面均有根本而巨大的差异。因此 ,旅游业不应因为卷入了大量的服务性行业而被视为服务业的组成部分 ,而应被确认为一个新兴的独立产业范畴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动力机制与模式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个部分,外部动力主要为消费拉动力、市场导向力、政府引导力,内部动力主要为企业利益向心力、融合要素渗透力、技术创新推动力。在上述动力影响下,企业层面,以单双向视角,构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两类企业协同化的融合模式;集群层面,以内外视角,构建点对点、点对群、群对群的融合模式;区域层面,以区域协同视角,构建区域产业联盟的融合模式。基于此,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