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的文化重构

民族民间宗教及其文化生态嵌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之中,既有基于民族民间社会演化传承的信仰形态,也包括“五大宗教”民族化和民间化形成的信仰形态。明代云南民族民间宗教文化重构中有国家力量与社会情境的影响,形成了“国家—社会—民间”三者互动嵌构的动态过程。官方宗教民间化与民间宗教官方化,是解读宗教文化生态的两条主线,从中亦可折射明代云南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中世日本北陆的宗教与社会——以寺院和神社为例

在中央集权难以实现的日本中世社会,寺院、神社也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动向,加强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北陆地区自古宗教氛围厚重,寺社是民众信仰上的依靠,而民众的信仰心对寺社来说则是扎根社会并且寻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之因素。另外,寺社依靠当地当权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避祸趋福与扬善抑恶:明清泰山信仰中的大众心态

明清时期,帝王朝拜泰山退居次要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泰山信仰载体。那些来朝拜泰山的民众都是有所“求”而来,他们希望“避祸趋福”、“扬善抑恶”,香客的祸福善恶观念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公正的善良愿望,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注是一致的。民众祸福善恶观念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文化规范着民众的心理结构与大众信仰心态,并且成为民众祸福善恶的具体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民众信仰心态来考虑,很难分析出民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与儒家等三教文化只不过是一元文化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是中国民间信仰功能的重要体现,许真君信仰始于晋,历经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不是消沉而是呈现高涨,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神灵。许真君信仰历千百年而兴盛,究其原委主要是广大民众对许真君文化认同的因素,在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转向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教化百姓,慰藉民心,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社会。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     

清代真武大帝信仰之流变

作为明代的护国家神、最有影响的道教大神之一的真武帝,清代的官方地位比之明代大大削弱了,不过其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影响尤在,而且较之前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往往被民间秘密宗教与会社等所利用,成为民间秘密社会信仰的神祇之一;同时真武还成为描金业、相面算命业、屠宰业的行业守护神。     

反思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中的几点关系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在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进程中,大学校长只有处理好高等教育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处理好教育事业观和教育产业观的关系以及教育创新中高校内部各个层面的关系,才能保证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顺利实现。     

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目前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力度不够。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思想、企业体制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等几个方面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松江宝云寺记》释文摘疵

指出了书法作品<松江宝云寺记>释文中的一些释文错误,并一一作了订正.希望书法编选者应加强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

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具有法律意义和实践价值.即使纳入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仍应以"合理性"判断为司法释明内容.合理使用行为包括作品的使用和作品使用后的衍生结果的使用,并且不以非商业性或非营利性使用为是非分水岭."合理性"判断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现利益平衡制度功能,适当地彰显特定作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并充分考虑作品使用或衍生使用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美学风范

新时期学者散文重新崛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学者散文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为底蕴 ,以知性、理性、悟性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 ,对历史、现实、世态人心 ,以及现代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咀嚼 ,是极为严肃意义上的纯散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三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过三次历史性的飞跃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景德传灯录》成语研究

宋代法眼宗禅僧道原(元)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一书,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料,语言通俗易懂且简洁凝练,其中不乏成语典故,这对后世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景德传灯录>中的成语,结构形式多样,语法功能丰富且含义相对稳定,从结构、意义变化等方面对这些成语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对揭示汉语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朝宫女考略

宫女,又通称宫人,按其功能和地位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宫中管理君主日常生活事务的人, 其地位较高授予官职者被称之为女官;另一类是在宫中服劳役而被役使的侍婢、织婢等。北朝时期的宫女,带有战乱割据时期的特点,而其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     

网络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价值诉求。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化,网络世界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兴场域和重要阵地。在网络境遇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与客体、载体与环体面临着转换变化,要围绕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实现的实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思潮,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灌输的力度;强化网络参与者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以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价值主体间的互动性,不断激发他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创造力;增强网络媒介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互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融合与创新,从而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价值探论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展示了独特的民风民俗、雄奇秀美的山川风光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具有突出的认识价值;体现出鲜明的自然美和强烈的人性美,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饱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家庭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教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