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管理体制 建设管理型社区

管理体制决定管理模式。城市社区的管理,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但这种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而是一种自我管理,属自治型管理模式。因此,冲破固有管理观念,创新管理体制,是建设新型社区的重要环节。 理顺管理体制,建设管理型社区,首先要在观念上更新。观念更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社区的管理,不是“我说你做,我说你办”,而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指导下的“自决、自办”,是不断提高社区居委会自我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的过程。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必须时刻牢记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委会不是基层政府的办事机构,更不是基层政府的“腿”。要做到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理顺管理体制,建设管理型社区,     

滕州市建立城市人口计生管理无缝隙覆盖新机制的探索

2001年以前，滕州市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一直沿袭“条管条、块管条”的管理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计生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管理模式受到冲击。为适应新形势，滕州市针对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的共同点，整合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社区试行“全貌划片、户况显示、联合服务”管理模式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环境下南京市计划生育工作对策研究

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环境下,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城镇化加快、流动人口增加、失业人口较多、民营企业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人们婚育行为多样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迅速发展等引发的诸多新挑战。建立新型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管理体制、工作方式和服务体系,加强新型社区生育文化建设,建立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保障体系,成为应对挑战和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措施。     

完善社区计划生育与人口工作对策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由部门和户籍地管理为主阶段,发展到＂以块为主＂和单位负责阶段,又出现一种新的＂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模式。社区管理是计划生育与人口工作实践中的新课题,要提高对开展此项下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建立＂社区负责、属地答理、以块为主、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确立社区计划生育与人口工作的职责和权限,明确中心任务,加强领导权威,并逐步建立推进该项工作的保障体系。     

“属地化管理”加强计生工作

江宁区东山街道在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新路子．礼区建设和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街道进行属地化管理工作试点取得一定成绩．被南京市计生委称为“江宁经验”。东山街道不断深化属地管理内涵，健全“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社区服务、居民自治”的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机制。2006年，街道被南京市委市政府评为“十五”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建立城市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的探索——以青岛市为例

青岛市将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全面纳入社区”作为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指导基层进行建立城市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理顺了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职能部门及物业公司的关系 ;明确并指导社区居委会履行应承担的计划生育自治职责和协管职责 ;将计划生育管理、生殖保健和技术服务、宣传教育和创建新型生育文化以及对育龄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等全面纳入社区 ,使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机制、体制、方法上的深刻变化     

发挥社区功能规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襄樊市是一个拥有５７０万人口的新兴大城市，辖三县三市，市区总人口１９３万人，有流动人口近１５万人。据统计，这部分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占６８．１８％。他们居住分散，流动性大，计划生育管理难。面对这一情况，襄樊市积极开拓创新计划生育工作方法，走出了一条政府抓联动，社区抓自治，服务促管理的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新路子，有力促进了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政府依托社区管理网络抓联动１．配备工作队伍政府把计划生育纳入社区建设规划，成立了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每个社区配备２～４名人员，市区配有计划…     

我国城市社区的多元型管理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有行政型和自治型两种理论模式。在实践中 ,两种模式都有可取之处 ,但也都存在着理论缺陷 :行政型管理模式不符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社区自治型管理模式的条件还不具备。鉴于我国城市社区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 ,提出第三种社区管理模式 ,即“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理事会为载体、以社区成员参与为核心”的社区多元型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行政模式的选择

市场经济使政府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使社区功能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改革旧的社会管理机制已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社区管理的目标模式是以社区自治为操作平台的自治型社区行政,而我国社区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目前不能采用此种模式,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具有衔接性的过渡模式即构筑以行政为基体,自治为导向的混合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     

社区的钱放在谁的口袋里为好

目前,我国的社区建设发展迅速,但发展水平却参差不齐,社区管理模式按照政府干预作用和居民自治功能的强弱可以分为行政型社区管理模式、半行政半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以及居民自治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多元化社区模式的存在是社区财务模式选择的基础。所以,必须根据现实性与可行性的原则,选择与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社区财务模式。根据社区财务自主性划分的4种社区财务模式(一)“街道集权式”在“街道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下,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街道办,社区只享有少部分的财务决策权,其人财物统一由街道办控制,社区的资金筹集、投…     

政社分开：我国社区建设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社区建设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前十年的社区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只是行政体制内部的改革创新,并未触及“政社不分”、“政社混淆”的社会体制本身,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引入社会工作制度,建构政社分开的社会体制,是我国社区建设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必要条件。     

政府基层党组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作为“党的生命”的党内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党建工作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制度基础和基本组织原则。政府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进行社会管理的基层领导核心,同时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了解和认识政府基层党组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基本路径和现实意义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的成效,进而提高新时期党组织整体的执政能力。     

创立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新体制

面对新形势下的城市计划生育工作 ,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走依托社区、依靠群众的路子 ,建立属地管理的新体制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工作新模式 ,并搞好配套改革 ,保证新体制和新模式的运行。     

城市政府工作进社区与执政能力创新--"武汉883行动计划"与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加速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步伐.本文通过对武汉市"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的考察,以"城市政府工作进社区与执政能力创新"为主题,通过对政府工作职能定位和社区组织职能复位的讨论,根据武汉市社区建设经验和"武汉883行动计划"的要求,分别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探索了怎样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有效经验.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关于抓计划生育促小康建设的思考

灌南县作为江苏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 ,在实行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时候 ,应因地制宜找准结合点 ,坚持宣传教育为先导 ,提高后进转化自觉性 ,充分发挥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 ,实行综合管理和责任考核制度 ,才能保证“少生快富”工程顺利实施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及其反思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生态立省与生态文明建设刍议

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省区相继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建设生态省成为发挥资源优势、构筑发展新平台、树立发展新形象的最佳选择。贵州省“生态立省”建设应当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为生态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态,同时也是社会生态,这就要求观念要从“资源型社会”到“生态型社会”转变。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