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融合中的命运关怀

在天人哲学的思想传统下，命运关怀是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相互吸收融合的轴心。南北朝时期，作为巫术的易卜活动促进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汉易与玄学易学并存的学术背景下，汉易的气化宇宙生成论及玄学易学的本体论共同塑造了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方向，传统易学的认识方法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的解脱理论以及对般若学的真正掌握。佛教的玄学化或中国化本质上仍是南北朝易学探索的命运主题。     

佛教中国化与比丘尼僧制的优越性

[提要]古印度佛教比丘尼僧团之所以长期消沉并最终湮没，原因首先在于八敬法对比丘尼的严格要求，其次在于古印度社会对比丘尼的排斥。南传和藏传佛教之所以未能长期、大规模建立比丘尼僧团，根本原因同样是由于八敬法的制度性限制。而在汉传佛教体系之内，中国化的佛教为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首先，佛教的中国化突破了八敬法对比丘尼的限制；其次，同样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社会对比丘尼长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佛教中国化所具之独特优越性。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天道、道德伦理、审美境界之关系探析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影响深远,但最终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调和,形成中国化佛教。文章探讨了佛教与传统文化之内在天道观、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的区别,旨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秦岭佛教碑刻价值初探

秦岭佛教碑刻之于中国佛教史抑或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秦岭所见佛教碑刻为考察对象，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宏大背景，就其在建寺弘法及译经、宗派创立及流传、区域发展及流布、造像功德及信仰等方面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说明和归纳。由此提出，学界应注重秦岭佛教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明清女教读物的普及和社会影响

明清以来，女教读物出现了普及化趋势，女教读物的数量大大增多，形式趋于通俗化，传播对象更加广泛。女教读物的普及使明清的节妇烈女大量出现，同时促使一些开明人士起而反抗封建伦理道德，提出新的女教思想。     

明清时期的岭南书院及其对文化的贡献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岭南书院兴盛于明代，在晚清达到高潮，它极有助于古代岭南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学术发展。     

明清民俗小品略论

明清时期,笔记小说极其繁盛,而民俗小品成为其中异军突起的重要内容之一。明清民俗小品具有内容 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对民俗风情观照的审美化、艺术化、闲适化和世俗化;寓情于俗,托理于俗,寄评于俗以及艺 术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等明显特征,值得珍视。     

铁犁牛耕对汉代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影响探析

本文结合《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和各地出土铁犁的统计分析,认为铁犁铧首先出现于春秋时期,而铁犁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则在两汉时期。铁犁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以及铁犁在制作材料、形制方面的不断进步,为秦汉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手段和动力装置,促进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产生质的飞跃。     

和合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大体都是"接着讲",也即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当下,我们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同世界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中国问题,也就是全人类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哲学是什么?哲学如何创新?和合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讲和合学?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民间慈善活动包括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等形式。民间慈善活动的盛行,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使仁慈观念深入人心;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慈善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慈善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慈善义士的推崇;慈善义举是富有人家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民间慈善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人才辈出。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史学新变和讲史的兴盛

讲史是宋元“说话”的主要家数。和以往的历史传说不同,讲史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讲史的兴盛,和宋代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籍的流布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为讲史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讲史艺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资借鉴的叙事技巧,并随之产生了有关讲史的评价尺度。     

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