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为政之道的异同

孔孟的为政之道是孔孟学说的核心,他们的为政治国之策是一脉相传的,但也有差别。提倡德治———修身为治世之本,强调人治———明君贤相是安国之策,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孔子将仁与礼结合,孟子将仁与义结合,孔子以君为本,孟子以民为本,这是他们的相异之处。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孔子创立的仁学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论孟子的人学思想

先秦儒学以“仁”为核心 ,“仁学”即“人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孟子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来界说人的本质 ,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良之心 ,这也是仁、义、理、智四种基本道德的萌芽 ,孟子以此来区分人与禽兽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 ,孟子提出“仁也者 ,人也”,认为“仁”就是以“人”来对待人 ,即“爱人”、“敬人”;在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 ,表现了儒家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肯定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良心本心、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仁、义、礼、智、信等,既是社会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道德理性.恻隐等“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的价值本身,有其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孟子认为,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存养方法.在此基础上,孟子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     

孟、告之辩的启示——对内圣外王的道德与制度思考

<孟子>中的孟告之辨提出了"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的问题.告子的"长者义乎"实隐含提出了制度问题:他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道德的保障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而习俗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制度.这进而在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苟子在孔孟学派之外特有的礼义师法思想.孟子的"长之者义乎"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建立在个人道德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家自孔孟以来一以贯之的由"内圣"而外王政治模式.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若想在当今时代能够得以实现,必须是孟子与告子两条理路结合的结果.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孟子舍生取义思想中的生命伦理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并将其发扬和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透过孟子所叙述的“仁”之思想，可以挖掘出其终极的精神，即孟子尊重生命，保护人的生存权利以及要求实现人的生存价值的生命伦理，这是“重人”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但孟子也说过“舍生取义”，这和孟子自己的生命伦理并不矛盾，这种将道义放在首位的思想是对人的生存价值和尊严的维护。孟子高度关注现实的人生，他将人的生命分为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两方面，只追求低层次的生存和物质利益并不能算是完整的生命，只有精神层次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算是有意义和完整的人生。“舍生取义”是孟子对生命伦理的深刻思考，在“义”和“生”以及物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选择超越物质层面而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人生。     

再议孔孟道德观

文章再次申说孔孟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与义”,“仁与义”具有使人为善去恶的作用,无疑其作用对社会是积极的;而与仁义相关的“礼”则不然。文章认为,被孔孟之后的儒者们发展了的“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桎梏,是对孔孟“仁义”道德观念的反动与排斥。     

论礼的文化本性及其先验本性--以孟子的礼学观为中心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古代氏族社会各种礼的温情依然残留着,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一定层面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尽管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仁",但他依据孔子以"仁"释"礼"的思路,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不仅把"仁"看作是礼的内涵,而且进一步论证了礼乐制度所体现的仁义礼智,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规定。     

论荀子之礼与孔孟之礼的同异

本文将荀子的礼思想与孔子、孟子之礼思想作了比较,更好地厘清荀子礼思想的特点,同时能更清楚地看到,孔子、孟子的礼重视修身养性,属于社会成员的自体规范,而荀子的礼注重治理社会和统一国家,则属社会现实时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因其生活的时代不同,各自所推崇的礼的作用也不同,但对于中国的礼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子与孔子言下的仁义问题

在先秦政治论题中,仁、义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仁",是本于自然人性的政治原则;"义",是根据自然人性原则制定的引导性原则;"仁"与"义"相合衍生出"礼",为可见的政治制度。因此,对政制品质的考察,需要还原到仁义问题,甚至最终还原到道德问题。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孔子开创"人文之学",以"仁"释"天",以"义"克"命",悬置"鬼神"以立人生价值于求仁立德上,表现出反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其实质是对人的"自我主宰性"的肯定和尊重.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论先秦刺客的思想道德观与儒家传统

先秦刺客的行为,不仅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简单报恩,还蕴含着最初的"忠信"和"仁义"的思想道德观.虽然它还比较片面和狭隘,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发现,其某些积极的方面与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有相似之处,并对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起源和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容隐现象的发生与容隐制的建构

中西方法律中都有关于容隐制的具体规定。容隐制乃是“缘人情而制”，日常生活中的容隐现象具有普遍性。容隐制的确立，既是对人类感情的尊重，又是对生活实情的顺应。而大义灭亲的行为由于违背“人情”，并不具有可行性。     

“面子”新释

面子是中华人之一重要的文化——心理概念,它大体包含着情面和体面两层涵义,又分别对应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和外王两方面的内容,如行义和隆礼。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论,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生理想、精神价值、道德境界深层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家族伦理型的传统心态文化和即伦理即宗教的内在超越性的道统传承是中华人,尤读书人面子观念凸显的主要原因。而＂居仁由义＂、节之以礼的中庸把握则又是面子观念发挥正、负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