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起源的追索与文化涅般木的重现——论莫言小说中的“白衣盲女”意象

莫言小说中的“白衣盲女”这一意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由文本呈现的美学元素来看，这一意象是真和美的化身。这一意象同时包容了关于生命、文化起源的追溯与预设，而融会于其中的时间意识尤堪重视。以这一意象为主体的“女神再生”的建构则是解决“种的退化”这一文化命题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意象之上，蕴含着生命、文化涅檗等重大主题。     

“意象”的“是”与“非”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其进入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作为中国美学学科化的副产品,“美学范畴”与“意象”实现了历史融合,这种融合既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也不乏中西碰撞的偶然性。中国美学的“艺术美学”特征,使意象陷入了人为设定的“美学”与“艺术学”藩篱,这种划分的必要性有待商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体系”是意象研究的合理策略。意象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其中蕴含着艺术思维中超时空、超门类艺术的共性质素,因此开展意象创构与生理学、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是进行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现代转化,甚至确定未来美学研究走向的可行路径。     

“诗言志”与原始文化——中国诗学源流论之一

以社会学、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索,辨析古代的文献资料,从而考察我国古典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的历史演变轨迹,用比较的方法阐明在原始巫术仪式和儒家礼乐教化中,所言之“志”的不同文化内涵,以此作为探索中国古代诗学源流的突破口,进而论证古代诗论中的情志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本文在扬弃旧说的前提下,力求出新,从中国诗论的根源上探讨其独特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从新发现朱光潜画论“残稿”看其绘画美学观

朱光潜画论"残稿"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朱光潜绘画美学思想的线索。此前他在《诗论》里曾经从"诗中有画"的视角说明了情趣与意象的分量;"残稿"无疑是试图从"画中有诗"的视角来分析情趣与意象的分量,可惜未完成。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窥见顺此理路阐释美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的命题。朱光潜所呈现的中西美学的相互比较、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古典美学“飞”意象群考略

古典美学中的“飞”是一个对古代文人的思考、创作与鉴赏至关重要,又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诸多文化特征的意象群。从其内在蕴涵、外在延伸及所具有的审美特征表明,“飞”意象群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所蕴涵的审美文化取向与审美特征等方面。     

意象与世界——叶朗“美在意象”论的两个会通

“美在意象”是叶朗先生在21世纪初提出的美学命题,这个命题不仅是对“美是什么”这个美学原理的核心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中国美学传统精神的历史提炼和对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国际对话。作为“生存论上的复归观念”,“美在意象”命题不仅打通了现代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在存在精神层面的对话,而且也充实、明朗了审美活动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人文价值。     

戳穿“瞒与骗”的世界——狂人形象、“吃人”意象的再审视

狂人以现代独立人格意识戳穿了充满“瞒与骗”的中国历史的本质。“吃人”意象的内涵则是一个大的范畴：文化心态、生存意识、文化积淀及潜意识的变形与扭曲,导致人性的异化与消解,“吃”与“被吃”成为生存状态中的两难选择     

"意象美学"的现代形态——论叶朗的美学本体论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范畴,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审美创造和鉴赏的基本思维模式。以“意象”为本体的美学思想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现代形态的“意象美学”建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当代的重要价值显现,也是叶朗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中所做出的一种价值选择,更是叶朗在长期的美学思运中对美学本体论的一种中国式的读解。叶朗以其独特的美学之思,尤其是他那独树一帜的极富民族性更具时代意义的“意象”论美学,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和肯定。     

王廷相的“意象论”

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前七子”中一位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在同宋明道学家的诗论的辩论中,提出了“诗贵意象”的著名论点,对我国诗学的发展是一贡献。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诗贵意象”的观点。从文学史上看,这种意象论,是对(唐)司空图、(宋)严羽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微电影之“微”看“微美”的兴起

当今时代,微小说、微电影、微访谈、微小品、微信、微博、微视频风生水起,“微文化”悄然崛起,具有即时性、暂时性、幽默性、角落性、批评性、都市性、实验性等特点,一个“微文化”的时代到来了.微,正在成为一种美学潮流,它以网络平台为土壤,以新媒体为传播媒介,因其技术手段的大众化而成为中国人精神史的当代构成.本文在美学的关照下,在新媒体语境中,以微电影为例,从“微”的审美特点出发指出微所包含的微小、微妙、精微、细微、隐蔽、微服的含义分别指向微电影的时长、主题、美学意象、细节、支流、大众这样的审美特征,而微的这些美学特征与微雕、盆景、书法、禅宗、工笔画这些传统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笔者首次提出“微美”和壮美、优美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美学范畴.而新媒体语境下的微文化如果能够吸收传统微艺术的美学精髓,延续传统微艺术的美学追求,并确立符合其自身特征的审美精神,微美学将会被写进美学教科书.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古典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及其现代性前景

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即“诗论”与“诗思”。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禅与诗,一属宗教,一属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旨趣也各有所归。然而禅与诗又不无相通之处,二者一经相碰,便擦撞出了不了之缘: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等,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论菅茶山的史诗式汉诗《开元琴歌》

《开元琴歌》是一首七言古诗,写作于天明六年(1786)末,共70行490字,真部一韵到底.菅茶山以一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为纵线,以中日对比历史观和文明观为横线,构建了一个上至周文王,下至日本光格天皇(1779-1817年在位)的诗歌意象空间.《开元琴歌》的情感基调集中在一个“愤”字上.这是一首史诗式的“真诗”,诗人在中日历史文化时空的对比吟唱中,让读者领会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辉煌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