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公孙龙子正名学说发微

在感觉分离的基础上建立"位"的规定性,并据以"离坚白,别同异",是公孙龙哲学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应,"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则是根据"位"的规定性,对事物进行"不过"不旷"的指称.即用现有之"名"按"位"的规定性去指称目前的"实".公孙龙的正名学说与其政治主张相表里.其正名的动机,是要求各国"位其所位",放弃兼并,维持多元共存的现有秩序.     

《公孙龙子·白马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公孙龙本人称之为成名之作的《白马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白马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公孙龙子·名实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称之为公孙龙思想奠基之作的《名实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名实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再探

尽管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如要真正做到客观、真实、全面地揭示它 ,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这是重中之重。公孙龙的确拥用一些逻辑思想 ,但是他的逻辑思想是不系统的     

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传统上对它的解释都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在充分阅读《战国策》文本和对战国年间思想状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该文认为,战国时代的"白马非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语。它的本意是:"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这表明传统上以为是战国公孙龙所著的《公孙龙子》极有可能是后人的托附。     

语言切分出的意义世界——索绪尔与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比较研究

对索绪尔和公孙龙的语言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语言与认知问题上观点的异同。索绪尔和公孙龙都认为语言是人类切分、认识世界的方式,但前者着重语形,而后者专注于语义。探讨其中的语言因素,并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语言学问题。     

从尹文和公孙龙的兼名思想看其传承关系

尹文和公孙龙都有对兼名合成规律及独立性问题的探讨。二者虽在理论的概括程度与系统性、对“物之通称”的理解和兼名的具体组合形式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对名的认知、关于兼名的基本主张,以及在重要观点的表述和关键性术语的使用诸方面,则是根本一致的,具有明显的相通或相似性。因此,学术界有关公孙龙上承尹文形名思想之说,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其根据的。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对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剖析

从公孙度割据辽东开始,到公孙渊称王反魏之前,公孙氏政权基本上采取据境自保,不肯轻易逐鹿中原的策略。公孙氏政权统治时期,对内发展经济化,对外改善了东汉后期异常紧张的民族关系,对东北辖区进行了有效管理并影响后世。     

《公孙龙子·通变论》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通变论》之中心论题"二无一"命题的本意,是指在一个兼名中不存在任何具有独立符号性质的单名。在《通变论》中,公孙龙深刻阐明了兼名的独立性,正确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特点。因此,从《通变论》的思想意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篇探讨兼名问题的符号学专论。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载的“内外合”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