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类节目及其传播意义

随着西方脱口秀节目的广泛传播,中国本土脱口秀节目——中国谈话类节目应运而生。谈话类节目的出现,使中国的电视传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当代电视谈话类节目出现的原因、特点、产生的社会意义,以及受众参与谈话类节目的过程和参与形态的转变,指出受众参与谈话类节目产生的良好社会功能,进而探寻如何能使节目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并让受众自觉、积极地参与到节目中,最终达到促使电视节目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目的。     

从阐释学角度看如何改进新闻报道

正如离开了读者的阐释,文本的意义就无法实现一样,让受众难以解读和接受的新闻传播活动,就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传播者要放弃只从自己的视域出发进行传播活动的做法,要充分了解和认识受众的视域;根据受众反馈,调整后续工作;让受众充分参与,建立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传播者和受众两者的视域融合。着重于受众接受状况的同时,要避免走极端,避免受众本位。     

全媒体语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媒体对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到受众的政治立场,型塑受众政治人格;媒体与公众、政府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链条:民众通过媒介手段表达政治立场和利益关切实现政治参与.为有效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应当变管理为服务,重构政府与媒介、公众之间的话语体系.     

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研究

高校学生网民兼具网络舆情的信息源、传播者和受众等多重角色,在网络舆情传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构建了研究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模型,并通过调查,初步揭示高校学生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体特征、舆情内容、传播渠道、传播结果、传播心理、基本态度以及监管诉求.基于此提出了更好地优化与管理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对策和建议.     

大众传媒与互动传播

互动传播已成为一个时髦的词。在大众传媒中,“互动”指的是运用各种方法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受众的参与。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互动的方式,几十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赋予它们的时代意义更是相去甚远。传者与受众之间互动在 1978年以前,承担的是党群联系纽带的作用;在 1994年以前,扮演的角色是服务百姓的中介。此后,大众传媒的“互动”借鉴了网络传播的互动理念,让受众实质性的参与传播过程;而 2000年以后,注重互动的效果和质量又体现了大众传播某些迷失了的特质的回归。     

平民化：城市广播新闻改革创新的新指向——宁波电台《新闻110》栏目有效探索

媒介的竞争核心说到底是内容资源的竞争,新闻平民化传播是广播媒介争取受众,赢得竞争的有效举措,是一项改革创新。在新闻实践中,宁波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倾力打造民生服务类节目《新闻110》,提出了广播新闻平民化的途径和方法：在传播形态上,注重平民视角切入,贴近社会,贴近民众,强调与受众平等交流;在传播内容上,关注民生,为民众解疑释惑、排难解忧;在传播方式上,搭建与受众双向传播,互动参与平台,强调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科学传播发展中受众的主体性转向

科学传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从传统的科学普及到现代的科学传播,受众在科学传播发展中从单向的、被动的接受与理解到双向互动、主动参与,受众的主体性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从媒介使用能力考察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以江西中部吉安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农村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思辨、运用能力及媒介参与能力,进而对农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农村受众接触媒介的模式欠理想;农村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思辨能力有待增强;农村受众获取信息的首选是人际传播渠道;新的认知需求未能在农村受众中有效产生;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在农村受众的日常生活中能发挥作用的较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较少。     

高校学报传播过程的缺失及其对策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以及反馈。高校学报传播过程中受众及其反馈的缺失,造成了高校学报传播功能的异化,严重影响到高校学报的发展。为此,学报需首先转变"作者本位"意识,加强学报读者工作;第二,开发高校学报资源,深化读者服务;第三,准确定位学报受众,突破"作者即读者"的传统受众观;第四,建立受众反馈机制,以此完善学报传播过程中的缺失。     

浅析受众反馈对新闻媒体的影响

新闻媒体确立受众反馈信息意识，是实现其社会效果与价值的关键。现代新闻媒体由读者概念扩展成受众，传播运作方式由媒体本位转为受众本位。媒体应重视受众参与新闻媒体的文化传播进程的权益。     

黄陂三自然村农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乡村政治的发展。调查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状况与农民的文化素质、年龄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现状既存在积极进步性的一面,也存在政治冷漠、政治认知缺失和政治参与盲目性的一面。文章还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媒体传播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两难与破解研究

媒体传播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价值导向与价值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使媒体和传播者时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传播的双重属性、多样性、多渠道性和传播者责任和自律意识的缺失。破解困境的途径是弘扬受众意识,对受众要有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规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守住自己捍卫社会良知的道德底线。     

扩大农村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以舟山渔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为例

基层妇女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薄弱环节,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难点。当前,舟山渔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参与村级事务的自主性程度低,进入党支部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比例偏低。应通过推进渔农村妇女合法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有层次的和适度的政治参与,扩大其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推动渔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     

政治参与函数的建立及其意义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社会中的普通公民及其团体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成了政治参与研究的不断发展。对政治参与函数的研究则是通过政治参与函数问题的设置,从分析政治参与的内涵要素和相关要素出发,尝试建立政治参与函数,并探讨其建立的意义。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探析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切身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长期受到损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从农村和城市走向边缘化。本文以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理论为研究背景,从户籍制度、边缘人地位、利益关联度和政治效能感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途径。     

农民政治参与的滞后与创新——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

从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会发现其变迁缓慢，缺乏制度创新。政治的发展是个多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以及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都存在拉锯式的博弈。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就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创新，激发农民的政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