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文学想象与叙事治疗的统一体,揭示了文学所具有的精神治疗功能,但这一视角却被学界所忽视。歌师创建仪式空间,进行仪式展演,唱诵《亚鲁王》的相关片断,在仪式叙事中帮助患者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改善身心残障状况,彰显了文学作为语言符号的精神救疗功能。仪式展演的重点是实施过程,而不是表演水平。《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有着巨大的文化认同作用和精神感召效力,对其治疗效力进行再发掘,将为文学治疗理论的的深化与拓展提供鲜活的本土经验与地方性知识。     

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文学研究的解合法化

近几年来,"文化研究"在文化现实的逼迫和人为的造势中学科化了。相反,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却出现了"解合法化"的趋势。但是,即使是趋于强势的文化研究也取代不了逐渐边缘化的文学研究。它们两者不是包容或更替的关系。文化研究作为学科是必不可少的,但认为它是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并将其设置于中文系则既是认识的不到位,也是实践所难以胜任的。在文学并没有真的终结的情况下,文学研究的路仍然宽敞。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的云南文化视角

在当前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战争"与"现代性"是研究的两个主要切入口,这自然有其必要的合理性,但也对回答"西南联大文学之所以是西南联大文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在这种遮蔽之下,云南文化与西南联大文学之间的关系长期被忽视。西南联大文学是在云南的文化天地中形成并发展的,思考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性,云南文化成为必须给予考量的因素。当下研究中对云南文化遮蔽的形成,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资源的不均,也是研究中一味追求现代性模式所导致的。在现代性的研究模式下,研究者热衷于寻求西南联大作品中的现代性,用时间的差异性遮蔽了空间的文化差异性,这是云南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返回西南联大文学本身的历史境遇,激发研究者的"主体性"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     

后现代视野中的"世界文学"

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经常把"世界文学"作为学科概念使用,甚至把它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但是,"世界文学"的概念并不被法国学派所推重。"世界文学"在比较文学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美国学派的崛起,因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文学性"、"总体文学"、"共同诗学"研究与"世界文学"有内在的共通性。但是,歌德只是把"世界文学"作为达到民族和睦的一个手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则指范围更大的文化产品。在后现代理论的观照下,美国学派的学科理念包含了本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因素。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应从共通性转向差异性。     

卷首语

叶舒先生主持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至今已是第三期,本期的主题是"仪式、神话与历史".他的<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论述了仪式研究的文化阐释意义,从"仪式叙事"看中国冖经的文化内涵,仪式叙事、文化认同与书写等三方面内容;荆云波<中国古代礼仪中的神话思想?认为,中国古代礼仪是发生在世俗世界的神圣叙事,在仪式的背后,陷匿着潜在的神话信仰和神话思想;唐启翠<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中华文明拧源之神话礼仪视域>以<礼记·月令>中仪式叙事为例,探讨了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思维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叙事,并使考古物语与文本文献、神话仪式叙事的对接、互证互释以提示中华文明之源的内在依据.     

论中国传统祭悼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现代嬗变

中国文学的起源离不开祭悼巫术仪式及其心理实践,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祭悼文学,形成了鲜明的美学特征。祭悼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参与到文学创作,不仅可以呈现出悲痛亡者与感慨生命的审美特征,形成"追思既往"与"寄语将来"的两种叙事维度,更能表现出一种实用价值与功能体现,以至于在传统祭悼文学场域中形成了重构乃至融合儒、释、道等诸多文化的多元载体,形成了鲜明的文学审美特征。而且,这一美学特征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又产生了新的嬗变,赋予了祭悼仪式、形式、主题价值、载体、文化意义等新的时代内涵。     

在平实中推进——读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有感

<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有别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常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制约文化和文艺的单一的"反映论"的研究方法,紧扣中唐至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特点,以"文学转型"和"文化要素"等语作为中心,论题鲜明集中,在"文学是人学"这一潜意识的指导下,从文化与文学之间绝对不可缺少的中介--文学创作的主体的本质变化--"人的觉醒",即"人的转型"(包含政治品格、思想观点、思维模式、个人生活、审美倾向)--这一关键环节来探索文学转型时期文化要素.对"复合型创作主体与社会关注意识的强化"、"政治转型"、"近代商业经济形态"与文学转型诸因素之问的关系加以翔实论述并从"创新与建构"入手,对其间的文化背景及文学主流进行深入而平实的论述,从而获得了这一阶段文学变迁转型的系统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外研究不足的空白.     

回到巴厘岛——残酷戏剧的启发

文学与宗教在早期都是一种身体技术,它们的重叠区域即是仪式-戏剧.在象征的意义上,文学也是萨满.巴厘岛的残剧表演保持了戏剧的仪式性,因而具有神秘的效果,打通乃至颠覆了"心理戏剧"与仪式之间的藩篱,使观众和演出者神灵附体,处于狂喜中.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离弃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美学,因为艺术不是对生命的模仿,但生命却是对某种超越原则的模仿,而这种超越原则则通过艺术使我们彼此相通.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