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的关系如同一枚铜板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从理论渊源上看,王国维的"古雅说"植根于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但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目的,是企图对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进行颠覆和重估,因此尽管中西两种诗学都参与了"古雅说"的建构,但前者是以"理论",后者是以"材料"的身份介入其中,二者并不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对话关系.正是由于王国维对西方天才理论的所谓"普遍真理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导致他在跨文化阐释中的失误.     

王国维“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是王国维融合中西有关理论提炼的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王国维从审美形武上界定了古雅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美,而不存在于自然.古雅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可学可教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美的共性.古雅,作为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是对康德命题"审美判断"和"天才"说的一种修正.     

王国维“古雅”说新论

王国维提出"古雅"说这一美学范畴有着独到的理论价值;"古雅"的能力是一种非天才的创作能力;王国维的"第一形式"、"第二形式"论述与"古雅"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有各自的特点,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第一形式"指涉的是人的先天的审美直觉创造力,"第二形式"指涉的是人的后天的科技理性能力,前者是优美、壮美的能力,后者是"古雅之能力"。"古雅"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于隶属于科技理性能力的艺术表现的技术能力。     

从“古雅”、“境界”理论论王国维与中国美学

王国维一生为学三变。其美学思想历经“正－反－合”三阶段,古雅、境界理论是 其逻辑层面上的最后一环。本文考察“古雅”、“境界”理论,以期沟通王国维与中国关学的理 论源流,并希望王国维的人文精神能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所观照。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将清初学术的特点归结为"博大",认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所从事的是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对乾嘉时期的学术,王国维认为其总的特点为"精深",学术志向也由经世转为经史,此间代表人物是戴震。关于晚清学术的特点王国维总结为"开新",表现在材料新、观念新、研究内容新,这一切都与晚清所遭遇的时代大变动息息相关。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形式”概念

“形式”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主要有四次大的讨论:王国维“第二形式”及“古雅”说、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二三十年代闻一多与戴望舒“三美说”之争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四次讨论呈现出艺术与形式一元化、形式与内容二元化两种倾向,前者重视形式及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传统密切相连,后者注重内容和文学的社会效用,割裂传统。这两种倾向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对当代文论“民族性”问题思考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国维意境新结构与康德本体论及天才观

"真—深"两重新结构是探寻王国维意境内蕴的密码,它与王国维深入融摄康德本体论及美学天才观有关。拥有独立不依的人格,即是主体之真,真之对象常显得"不隔";而天分与修养的差异,生成的是有深浅的主体,意味隽永状貌的呈现,即是对象之深。真与深的主体、对象,分别都带有"类现象"与"类本体"的特点。偏重于真、侧重于深、真与深相融,是意境结构表现出的三个层次,价值于其中由低到高排列。康德实践理性与自由、道德的内在联系,是王国维倡导意境主体人格独立的西学依据。意境主体各有深浅的观念提取,与实践理性的可教性相联系。"类现象"与"类本体"的意境特征展现,是由康德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划分活化而来。康德天才与人力不分离的思想,拆散、变形后向单方倾斜,即是王国维美学的意境论与古雅说。王国维的意境对应的是康德的"审美诸观念"。康德想象力与知性融合的思想,演化过来即是"真—深"两重性结构。     

王国维的术语学思想

术语是王国维学术大厦的基本建筑材料。王国维术语学思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王国维指出,理性是构造概念之能力,概念是科学上之所表者,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王国维对于概念、理性、"学语"的重视以及关于日本汉文术语的借用等学术思想给当今学界以诸多启示。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的艺术哲学思想

王国维依据西方哲学和美学精神,从纯哲学和纯学术的角度,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地审视了艺术的地位、目的、功能、来源及艺术美的种类等相关问题,指出:艺术与哲学一样是表现真理的手段,具有神圣的地位;艺术的目的在于解脱人生的痛苦;艺术具有消遣的功能,可以医治数空虚的痛苦;艺术来自艺术家"美的预想"而不是模仿自然;艺术可分为优美和壮美、古雅及眩惑.王国维立于纯粹哲学基础上的这种"纯艺术"思想实际上指出了我国传统艺术的根本性精神缺陷,为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提出根本的思考.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人间词》哲学意蕴新论——从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谈起

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哲学,大致经历了"膺服推崇""半信半疑""貌合神离"等三个阶段,其中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变激发了他《人间词》的创作灵感,可以说《人间词》是王国维哲学观念变化与发展的诗化呈现。王国维有意识地融西方哲理入词,即"力争第一义",故其词境能度越前人,别有一番幽深的意蕴。然而由于王国维过分重直观、重经验,并且受"意志不自由"之观念束缚,致使人生的终极一直无处安放,因此《人间词》的基调在总体上显得颇为低沉。     

王国维《人间词》研究

王国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如此.然而,长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被其在学术上的巨大声誉所遮掩,在研究上形成不应有的"空白".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内容"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表现了王国维在清末深沉的感情体验,其孤寂、苦闷、焦虑、彷徨的内心是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时代观照价值.由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因此<人间词>融情入景、"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亦是阐释王国维<人间词话>核心理论"境界说"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     

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启示

"忧生"情怀是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建构的原动力,其"忧生诗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诗学交融化合的产物。当代理论界同样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消解与融会的时代,如何学习王国维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态度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或诗学创造相贯通的方法,以化别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这就是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带给我们的启迪。     

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启示

"忧生"情怀是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建构的原动力,其"忧生诗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诗学交融化合的产物.当代理论界同样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消解与融会的时代,如何学习王国维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态度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或诗学创造相贯通的方法,以化别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这就是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带给我们的启迪.     

论王国维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

论王国维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柯尊全王国维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氛围进行中西美学、中西艺术对话和融通的中枢，而他极富美学品格和美学价值的古雅理论就是这一中枢的关捩。尽管古雅理论与克莱夫·贝尔的形式理论从渊源到内涵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理...     

王国维戏曲观念的重思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戏曲史学的开拓者 ,他的戏曲观念影响很大。但是 ,由于王国维本人受西方戏剧观念和传统学术研究观念的制约 ,他的戏曲观念仍存在着缺陷 ,主要表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上过于强调戏曲的文学性而忽略戏曲的其他因素 ,尤其是戏曲的表演。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以后的戏曲史学研究 ,使戏曲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戏曲概念、起源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 ,我们今天在建立科学的民族戏曲史学时 ,必须重新审视王国维的戏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