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汉人小说观念探赜

汉人小说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而要正确认识汉人小说观念,则应从分析《汉志》入手.《汉志》著录诸子百家是从“时君世主”统治需要出发,其价值判断也是从政教着眼,“小说家”自不例外.“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有丰富内涵.据出土秦汉简文,稗官是县乡低级小官,亦为秩级较低小官之通称,其职掌多为辅助性的.据《汉志》如淳注,稗官有称说“闾巷风俗”之责,乃周代“士传言”制度之延续;“稗”音“排”及“偶语为稗”说,揭示了“稗官”之“街谈巷语”与偶语、排语、俳语、诽语等的语义联系,实指与朝政得失相关的“连偶俗语”.《汉志》对小说家的定义正是根据其所著录的作者和作品实际加以归纳而得出的.不是先有了小说家称谓才称其作品为小说,而是先有了小说称谓才称其作者为小说家.因此,仅仅将“小说”理解为学术价值判断显然不够,它其实隐含有文体意味.汉人的小说家定义和《汉志》著录的小说文本规范影响了后世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的发展.     

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黄老之学与《汉志》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在"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十五家,小说家既被列入诸子之一家,必有其共同的学术思想倾向。本文认为,《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其一,在已被证明《汉志》小说家作品的主要部分是方士小说的基础上,从方士的思想倾向和活动方式入手,揭示《汉志》小说与黄老之学的联系;其二从《汉志》小说有关佚文资料的考订分析入手,证明《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联系。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非文体化:小说的审美张力

小说文体有它独特的本质的规定性,但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往往偏离这种规定性,造成非文体化,而这正是小说文体审美张力的重要体现。小说家对于“第二视野”的描绘和２０世纪影视艺术的发达是造成非文体化的主要原因。非文体化主要表现为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小说的戏剧化、小说的绘画化、小说的音乐化等,它拓展了小说的文体空间,而读者和批评者对非文体化小说进行接受和批评的观念亦要转变     

论京派作家的小说文体观

散文化的追求、独特意境的营造以及语言的诗化是京派作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追求,京派小说家具有非常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他们发展了“五四”以后的抒情小说体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走向边缘的艺术——鲁迅在小说文体上的创新

鲁迅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突破传统小说构成模式和规范的因素,表现出一种偏离公众小说认同感的倾向.文章用"边缘化"一词概括鲁迅这种在小说文体上的创新特质,结合作品分别就其"边缘化"的表现形态和构成机制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并指出清醒的文体意识和永无止境的文体追求是鲁迅在小说艺术形式上创新的动力.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论刘向《说苑》的历史意识——兼论《说苑》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由<说苑>上溯历史故事在先秦古籍中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核心到边缘再到核心的发展过程.第一次转变是从"史"到"文学"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从"文学"到"史"的回归.两次转变的质素不同,其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刘向采用历史故事著书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说苑>一书中,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也有多种方式.尽管<说苑>的文体归属至今仍无定论,但它在中国小说文体形成之链上具有重要作用,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一环.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韩少功小说的文体探求

韩少功小说的文体特点具有清晰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伤痕"、"反思"文学阶段,韩少功小说文体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再现生活真实的叙述视点、以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模式、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这三个方面。"寻根"文学阶段,其小说文体以非理性的话语模式、寓言化的人物塑造、非常人的叙述视角为特色。"词典体"小说创作阶段,混沌态的时空观、"碎片状"的结构模式、民间性的叙述话语共同构成了此时期的小说文体特征。     

纯洁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吴趼人小说的文体意识研究之一

吴趼人小说在语言上实现了浅白化，在文体上取消了传统章回小说中的“有诗为证”的程式和大量引录诗词曲赋的惯例，在对人物进行绘形时摒弃了古代白话小说代代袭用的套语典故、陈词滥调，转而运用平实、逼真、细致、准确的笔墨。这些努力在客观上使得新小说的文体比以前更为纯净，从而使其更接近了现代小说体制。以吴趼人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在纯洁小说的文体方面，为中国小说艺术的现代化作出了一项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贡献。     

《五号屠场》的元小说叙事技巧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发表于1969年的<五号屠场>是他的代表作.并被认为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从后现代主义元小说角度研读<五号屠场>,分析其写作技巧,可以看出冯内古特独创性的运用这些技巧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写作模式,为.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代“小说家”观念辨析

在汉代,"小说"这一概念主要表述为"小说家",是刘向等人根据书籍分类的实际状况而选择的类称。"家"并非"九家之术"所指学派概念,而是类属之称;"小"不是对学说价值高下的判定,而是指言论细碎、增饰不实;"说"是一种先秦至汉代所存在的"广说诸事"、寓理于事的著述体式。汉人的"小说家"观念是造成后世"小说"文体边界模糊、蔓延的主要源头,有必要进行专门辨析。     

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

小说在先秦时期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概念,发展至两汉时期则变成了目录学上的分类概念。汉代短书在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短书本是客观的文字载体,但在汉代儒家文化环境中,它又与尊贵的"长书"相对,具有类似于先秦小说的文化含义,因此,汉代短书能够使先秦小说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小说的物质载体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在经典目录学著作《汉志》小说家类目中得到固定,从而完成中国早期小说概念的重大转变。     

《庄子·外物》称谓"小说"正义

“小说”名义之歧误,历来发生在《庄子·外物》注解中,而近世又发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真义实为“小道”。先秦诸子论学大量使用了“小道”一词,而与“大道”形成两极对峙。如果将“小说”转释为“小道”,并将《庄子》“小说”观扩展为诸子“小道”观,就可建构诸子“小说”观同秦汉“小说家”以及后世文体小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