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产业扶贫增能

在诸多扶贫举措中,产业扶贫被视为治本之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分析大多聚焦于经济学意义的增长,既忽视了扶贫产业嵌入性的特征,也忽视了贫困农户产业实践的多重减贫效应,因而无法突破产业发展与贫困农户发展之间的抽象对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扶贫产业的嵌入性特征,关注产业扶贫的经济性和福利性双重属性,发现产业扶贫对贫困农户的最大作用,不是增收,而是增能。为研究产业扶贫的减贫效益,探讨扶贫产业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农户发展和能力提高,需立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产业扶贫何以增能的分析维度和研究框架,将对产业扶贫的认识从经济发展项目扩展为社会政策项目,将产业扶贫发展从效率导向转向成效导向,从权利和能力等多维视角考察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集聚与贫困：来自四川建档立卡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61个县域数据,分析了集聚对贫困的影响。集聚用城镇化率、工业企业密度(个/万人)、工业增加值区位商测度。研究发现,集聚对贫困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集聚和城镇化对于减贫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产业扶贫中,除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或者农业产业的工业化,促进产业集聚和推动城镇化,是贫困地区持续减贫的重要路径。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连片特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专业村模式被认为可以在连片特困区村域“产业扶贫”中加以推广。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靖县黄金村为例,重点考察了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遵循典型的“S”型轨迹,产业传统、关键技术突破、政府推动以及能人的示范效应对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伴随专业化发展,农户的多维贫困呈下降趋势,村域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对不同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即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住房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在信息、教育和交通贫困维度上的减贫效应不明显。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环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户生计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成效。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在改善村域社会环境和提升农户生活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扶贫的整体成效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户生计资本增加不够、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以及农户发展能力提升不足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激活村级产业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力度、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政策服务体系、提升农户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加强政策执行中监督考核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减贫优化对策。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是我们认识发展、分析发展、解决发展的理论武器,是推进脱贫攻坚的战略抓手。努力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一是用红色基因改造贫困基因、重塑农村精神,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把党的支部建立在产业发展链的关键节点上,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组织基础;三是积极探索农村新型集体化道路,建立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生产资料基础;四是加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经济利益基础;五是正视贫困群众群体的内部分化抓住扶贫的重点、要点、难点,做实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工作基础;六是坚定脱贫攻坚信心与目标的同时正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巨性,做好久久为功、打硬仗、打攻坚战、打持久战的认识基础。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连片开发扶贫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分析

多种相同致贫因素引发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连片迹象的出现,使得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推进连片开发扶贫,成为未来扶贫开发路径的必然选择。区域发展理论和空间贫困理论视角下的连片开发扶贫,应从空间上注重区域间发展资源禀赋特征与耦合、发展环境质量整体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外界市场对接以及贫困人口赋能;从时间上促使区域系统朝着突破发展瓶颈、保持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方向进化;从管理体制上明晰各利益相关主体角色,协同整合,形成全方位的大扶贫格局,以促进连片开发扶贫实践向纵深发展,提高连片开发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