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天一阁藏书关涉云南方志考

天一阁藏书包括丰富的明代地方志,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云南历史者较多,但有一部分方志貌似关涉云南方志者,实非云南方志。这类方志从书名来看,与云南颇多联系,甚至与明代云南的诸多府、州、县同名,容易引起误读。在地方志研究中,同名不同书的现象容易引起混淆,例如因历史沿革缘故,出现"名同实异"的赵州志、武定州志、邓川州志等地方志,通过文本内容的翻检,加上与相关地方志的比勘,上述同名之书在云南省内外多有出现,但其指称的对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书中所记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自然物产、历史事件、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皆大相径庭,使用时应当加以辨析。     

“文”与“野”——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审美心理比较

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同为宁波地区历史悠久的曲艺曲种,由于其观众、演员、剧作者的不同,体现了他们"文"与"野"的不同审美心理。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对四明南词与宁波走书所诞生的自然人文环境,创作、表演、欣赏环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并结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心理,解读其历史发展规律和生存现状。     

莫高窟、榆林窟明代游人题记研究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共收录莫高窟明代游人题记12条,《安西榆林窟》一书共收录榆林窟明代游人题记7条。这些保存下来的明代游人题记,不仅真实记录了信众和普通游客巡礼莫高窟、榆林窟的事迹,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明代敦煌历史之一斑,不少内容甚至为史书所阙载。在明代敦煌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莫高窟、榆林窟的明代游人题记对研究明代敦煌历史,无疑具有独特而珍贵的价值。     

关于明代西南土家族国家认同的再认知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支少数民族,生活在渝湘鄂黔交界之地的土家族,历来就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心理和认同行为。从古至今,其在维护中央政权、抗击外来侵略上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本文对西南土家族认同心理进行历史分析与阐释,指出明代西南土家族的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对历史嬗递过程中的道德心理审视——《喧哗与骚动》与《古船》的主题思想比较

《喧哗与骚动》和《古船》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不同,风格也相去甚远,但都表现了历史转形时期文化道德的蜕变和不同人物的价值取向.两位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个人道德心理的审视,反映了广阔的时代画面,表达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深的道德忧患意识.     

试论《豆棚闲话》所体现的世俗心理

《豆棚闲话》以独特的叙事结构而著称,作为一部描叙遗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话本小说集,它深刻地反映了明朝遗民对现世和历史的看法.明代遗民经历了历史巨变,于是以世俗的、冷漠的眼光看待新朝万象,并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叙述姿态和矛盾心理,体现出很强的理性色彩和颠覆性.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坛,与中原内地普遍批判明前后七子的滔滔洪流截然相反,选择了尊崇七子、以复古为导向的主张,掀起了一股弥漫滇中的复古潮流,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一方面在于七子敦复古道、恢复古人风范志节的主张契合了云南诗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和继承与发扬明代文化的心理。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气对后世云南诗坛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后期尚绵延不绝,形成了云南诗歌独特的风貌与传统。     

明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文章通过对当代政治家、文学家关注明代历史、继承或改写明代文学遗产的成果的描述,揭示了当代政治与传统文化、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联系。     

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探究

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碗、碟、盘等日常生活用器,地域上基本集中于吉林省的扶余和辽宁省的新宾两地。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与明代东北的历史有关,历史上北元势力曾盘踞于扶余,后金曾定都于新宾。瓷器在明代东北应该多是官宦贵族的用具。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基本来源于中原地区,中原瓷器流入东北的途径主要有互市、赏赐、中原人口流入等。     

《远游》的哲学意蕴及其艺术显现

《远游》属于边缘话语 ,由政治、道德向哲学游移。《远游》中有两个哲学框架 ,一个是道论 ,一个是阴阳五行说。道论对老、庄思想有所继承 ,同时又融入了精气说 ,发展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 ,但在层次上又较之道家有所降低。阴阳五行说制约了对四方物象的描写 ,各方位出现的事物都是阴阳五行说所激发起的类比联想的产物。道论和阴阳五行说在《远游》中不是平行的 ,而是主从关系。道论在作品中生成心灵和道的境界 ,与阴阳五行说相伴随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物类事象     

民族团结教育中社会心态的调节与生成

在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社会心态通过调节＂自我的心理状态＂与＂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关系,调节＂主我＂与＂客我＂的关系,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调节心态各个成分的关系,生成自我与他人结合的心态,＂主我＂与＂客我＂结合的心态,仪式与非仪式结合的心态,知情意相统一的心态,发挥了四大重要作用,形成了自我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确反应与正确态度,最大化地增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     

突现论与心身问题

突现论是事物形成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达尔文的解释范式是其思维范式的基础,生物突变论是其产生的现实根源。突现论的心身理论一方面坚持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的同一性,属于同一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性,有不同于后者的特殊本质。这一理论比较清楚地揭示了意识活动的本质,但有欠缺,只有从系统论、唯物史观以及发生学的角度才能更好地阐明意识活动的本质;这一理论提出了意识的反作用问题,但未能对之作真正的解决。为此,本文从功能对结构发生反作用的机制的角度来探讨意识的反作用问题。     

不同学科维度的企业理念及其研究价值

企业理念作为对企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体系或观念系统,通过企业行为识别系统和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等中介在企业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企业理念在企业发展中到底具有什么价值,如何形成这些价值,应当如何更全面有效地引导企业认识和与时俱进地构建或重塑企业理念识别系统,本文为此从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系统科学等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维度进行了述评与分析探讨。     

框架之争:作为公共领域的微博空间——以深圳5.26飙车案为例

5.26飙车案展示了微博作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框架之争的特征:当深圳警方戮力建构非顶包框架时,媒体将事件纳入质疑框架抑或车祸框架,而网民则建构了警方不正义、背景不寻常和权利不平等等对抗性解读框架,认同警方、挞伐大众心理、质疑受害者家属等优先性解读框架以及游移两者之间的协商性解读框架。正是这种框架之争过程使微博作为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得以彰显。     

论在不断改革开放中继续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要继续解放思想。摒弃对改革开放的主观偏见，突破传统发展观念的束缚，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还必须统一思想，要做到在解放思想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认知视域下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数据“存储-分析”模式具有认知功能,与“心-物”交互中的核心要素和发生过程之间存在契合点,在相互作用的结构和功能上具有共性,在分析内容和形成机制上也有交集,二者可以相互诠释、相互解读。物联网技术也为“心-物”问题的探讨提供崭新的视角并拓展了新的内容,当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论朱熹的“心之本体”与未发已发说

以知觉论心是考量"心之本体"问题的发端,但重点在心本体发用的正与不正。"心统性情"的意义,在于全面解释从体到用、从本然到端绪的心性情的整体。心体的"自明"将映照得真与成就其善融为一体。从未发到已发,修养的水准最终影响着心本体的存在价值。善心的圆满,是伴随性理的发用而走向"满腔子"的恻隐之情的。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儒家境界说对实现生态自我的启示

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是奈斯深层生态智慧核心,但同时存在着生态学作为基础的科学性自我的缺陷。儒家的天人之学讲“天人合一”、“尽心知性”和“民胞物与”,是整体性自我潜在的境界。生态自我的“心”是天地的“心”,“性”是万物的“性”,“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这样能够消除“大我”的界限,实现“民胞物与”,真正超越自我的生态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