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美学的崛起

中国的美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美学的非理性转向、批判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等一阵密锣紧鼓的译介热之后，到90年代陷于冷寂的低谷。那种模拟西方对立二分的哲学美学，那种本质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伦理学的概念推演已经走向终结。一些中青年美学学者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他们试图超越在意识形态笼罩下主流、反主流的对立二分，在传统美学的边缘地带进行着当代非主流美学的构建。     

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20世纪以来,究竞是“中国美学”,抑或“西方美学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美学”。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普世化的美学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相背离。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中国美学”有古典与现代两个形态。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有五种现代化的向度：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哲学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体系,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论"传神"与中西审美精神

中国艺术以形写神 ,以形似达到神似 ,神似重于形似。“传神”的审美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 ,体现了中国美学重“无”的智慧取向、“省”的审美意识及其玄学的色彩。这与西方追求刻肖外物的真的境界 ,重“有”、重再现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对比 ,而中西方将互融互补 ,艺术共荣。     

试论朱光潜<诗论>的美学价值

《诗论》是一部系统地运用西方美学原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并融合中西方美学观点的力作。《诗论》以西方的诗论对中国的诗歌和诗论进行分析和阐述 ,使中国传统的、感悟性的艺术具有现代科学的理性色彩 ;以中国的诗歌和诗论印证或纠正西方诗论的某些著名论断 ,使之更为科学或全面。《诗论》构筑了“和”的美学体系 ,该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国“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根基中 ,并具有一定的世界性     

美学的霸权主义及其危机——非主流美学崛起的背景分析

美学的霸权主义一方面表现在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它与哲学的亲密关系，这使得美学的身份变得模糊。西方美学一直酝酿、培育着解构美学自身的力量，它也暗示了中国美学潜伏的危机。这些构成了非主流美学崛起的重要背景。     

美学史研究与美学的当代状况——从《西方美学通史》谈起

当前中国美学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受制于超美学的时代欲求 ,美学缺乏自身的学术基础 ,美学史的研究还不充分 ,《西方美学通史》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这部著作揭示的美学发展的“深层结构”给当代美学发展很好的启示 ,当代美学可依美学史发展规律的把握 ,清理各种遗留问题 ,将思想层次推进到“语言学阶段” ,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与位置 ,以美学的立场为文化作出贡献     

西方美学输入与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诗学观照方式之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美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诗学界逐渐改变主要把诗歌当作伦理教化工具的观念,而逐步把诗学当作美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其诗学批评也不再是单纯地以是否合乎“伦理道德”作为衡量尺度,诗歌的“艺术”价值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使得中国诗学之观照方式由传统的重视伦理的审“善”转变为现代的重视艺术的审“美”。考察西方美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现代转型之影响,对于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中国美学话语失落原因初探

百年的中国现代美学史 ,建构了一个以西方话语为支配地位的美学“大厦”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几近凋零。本文从中国现代美学建立的基础以及中国传统美学自身弱点 ,分析了中国美学话语失落的基本原因 ,希望以此探索重建中国美学话语的道路     

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求将其视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性”展开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首先是错位的现代性前提,即与西方现代性的“分化”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恰恰是政治、道德、审美等一切层面与力量的“统一”;其次是误读的现代性资源,即中国现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读、误植与误用。其三是暧昧的现代性矛盾,既表现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也表现在现代性内部;其四是混浊的现代性哲学,其主要表现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浊,在深层则表现为一种含混的整体思维与重统一而回避对立的“中和性”。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无用之用——王国维审美功利说及其影响简论

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贯穿美学与文学始终的矛盾。作为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的发轫者,王国维在借鉴以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审美超利害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糅进古老的诗教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功利主义。蔡元培、鲁迅和朱光潜等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的美学世界,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嬗变。     

近三年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述评--兼议叙事学研究新方向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叙事学研究逐渐发生转向,不再囿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叙事话语等的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努力与其他学科相互呼应进行研究.而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仍主要采用传统范式,缺乏与国外相关研究的有效呼应,使我们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了极大限制.     

中国近代美学中“丑”范畴的逻辑演变

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中作为美学范畴之一的"丑",并不来自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孕育,而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西方引进的。从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者对西方"丑"概念的最初引进,到将其纳入审美视野中考察,直至明确提出"丑学",学界对于"丑"范畴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而现代学术视野中"丑学"研究的异军突起,更导致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     

存在未必合理──解读“欧陆风”建筑

当前建筑界流行一股“欧陆风” ,本文结合建筑历史阐释了“欧陆风”的基础 ,并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和美学思潮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欧陆风”产生流行的原因 ;分析了“欧陆风”存在的不合理性。文章认为在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 ,不应盲目崇尚西方文化 ,应结合传统 ,挖掘地方建筑特色 ,创造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     

"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根本审美特征

“奇”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不断“美化”和“雅化”,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审美特征。在不同时代、不同小说家、理论家笔下,“奇”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奇”的含义,可以从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叙事、文章学等多个层面进行理解。     

中国武侠电影与宗教伦理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中国知青文学——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

李剑的《醉入花丛》是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逻辑起点。阿城的《棋王》从另一向度呈现知青文学的另类延展。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主流知青文学与非主流知青文学亦即知青文学另类书写合流的结合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也各以强烈的非主流倾向,对知青文学的不同哲学时段,进行另类表述。知青文学发展中这种由弱而强的态势,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主流知青作家在90年代的集体溃败,终于让位于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他们曾经建树的以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知青文学悲剧,已然为另一种风格和基调的文学叙事所代替,知青文学创作因此总体上走向人本,逼近历史真相,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