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及出路选择——基于苏浙沪7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对江浙沪7个城市劳工生产与生活状况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遭遇如下困境:职业发展的内卷化、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异化、生命历程的“钟摆效应”、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基于此本文提出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赋予其完整的就业权利,逐步纳入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进城、流动与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从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开始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但是,这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到它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不全面:对社会保险研究较多,对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研究较少;从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来看,研究农民工个人因素的较多,研究企业因素的较少;具体的对策研究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少.第二,研究方法较单一.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手段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总体规划和制度创新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农民工就业在经历危机后被动返乡,如何有效地促使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甘肃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劳务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严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就更为严峻。对甘肃省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走访调查,系统分析了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经历、返乡原因、职业教育的认知程度等,得出劳动技能不高是制约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主要瓶颈,职业教育是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的重要途径的结论。并指出甘肃省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质量不高、培训内容滞后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要在形成培训合力、强化培训保障、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等建议。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以土地保障为基础

客观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土地保障存在着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土地保障对农民工来说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必要性。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从解决土地保障和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入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保障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民生工程建设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文章利用2012年1月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教育、社保、治安、医疗和基础设施五个方面的民生工程建设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晚上外出安全感、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报销率和农户距水泥公路的距离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表明公共投入应优先向这些领域倾斜;而加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社保和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对提升当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作用不明显,迫切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采取配套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理财问题浅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传统农民工的理财观念相比,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如何培养正确的理财意识,过上更好的生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务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福建省福清市音西镇三个自然村(马山村、洋浦村、龙溪村),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财现状、特点及其存在问题,并提出若干对策。     

中国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

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市工业化的需求,使农民向城市移动无可避免.由于历史沉淀下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农民工本身素质、就业规划性与方向性差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民工低端就业、不稳定就业、自我及后代无保障就业、两栖就业等,以及雇主的低成本雇佣、一些地方政府不断享受人口红利等就业矛盾尤其突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资源配置失当、流动性加大、社会稳定等),农民工就业矛盾表现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发挥政府、企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个体及NGO等的作用,通过政策调整、目标调整、行为调整等来消除、缓解农民工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     

农民工融入城市之难的思考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制度安排、社会心理层面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析,提出了破除制度性障碍,政府应有所作为,切实帮助农民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对策,使农民工尽快融入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都市边缘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建构探讨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都市边缘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身份的双重性导致他们的边缘性社会地位。由于体制、立法、思想观念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在都市边缘农民工中缺位。建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同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不能顾此失彼。     

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及其引导

“自助行为”是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其行使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任何情形下都可使用。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主要体现为以极端甚或非法的手段试图救济自己受损的权利，而其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不自觉中助成了自己由受害人向加害人的转化。把自己由权利的合法拥有者，推向了违法者，甚至犯罪人的位置。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多属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自助”行为富有夸张性，更多地具有引起相关部门或组织关注的意味。不要总把农民工维权的“尴尬”归结为法律意识的问题，其实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公权力或相关组织能否为其提供便捷而有效的救济途径。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