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分析层次:国际政治的微观解读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层次分析法的层次划分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宏观理论—中层理论—微观理论的完善过程.虽然国际政治行为受世界体系、国际关系、社会环境、政府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最终是决策人的事务,因而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然体现其中.对国际政治进行微观解读,必须从两方面加强决策者个体层次的分析研究.首先,注重角色与个性的互动研究.大国外交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决策者职务角色和个性特征的烙印,角色与个性在互动中型塑决策者,并影响其外交决择,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世界体系的结构.其次,关注个体心理决策环境研究.决策者的个性多半与本人的经历、成长环境、价值观、世界观等有关,这共同构成了其心理认知环境,并限制决策者对信息的选择和过滤,改变其对世界的看法、决策方式和过程.如果不考虑决策者的心理认知环境,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决策者个体建构了国家行为.     

浅析杜勒斯与美对巴军事结盟政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依据本国的利益,但是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决策者个人往往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在一国对外政策形成中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杜勒斯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国务卿之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事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美巴军事结盟过程中亦是如此。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影响

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从而使得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综合来看,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影响对外政策实施的优先方向以及效果。反之,对外政策则反作用于一国国内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以及一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与程度。     

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经济规模最大和政治影响最广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外交是产生这种影响的最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形式。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所以近代历届中国政府都把对美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美政策也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有增无减。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制订合理的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

随着文化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重视 ,外交政策分析也更加重视文化作为变量对外交政策决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文化的概念虽难以界定 ,但文化具有形成的缓慢性、内涵的稳定性、影响的普遍性和两面性 ,以及作用的非强制性等特点。文化影响特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 ,对外政策的制定者 ,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过程 ,以及外交政策实施的手段等。但文化因素的两面性和非强制性决定了其解释功效的局限性     

认知失调对政治决策者决策的影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本文将以发生在美苏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案例,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和方法解释决策者的政治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认知失调的分析模型,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以探索认知这一心理学因素对国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对外决策中的文化因素

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文化在决策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美国为例 ,通过分析文化对三种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的影响来说明文化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从文化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可以加深人们对其对外政策的内涵和背景的理解和认识。     

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①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利益、身份与外交政策

从身份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建构主义影响所致。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是国家身份而不是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同,后者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根本不把身份看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两种理论均有其贡献与缺陷,对此进行有机的扬弃与结合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终极出发点,它塑造了身份,并进而决定了对外政策。当利益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身份迟早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点已在建国60年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证明。     

从“南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名称变迁与中国地区政策的调整

近现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名称在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名称的变迁附着了丰富的政治含义,既反应出该地区内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征的转移,也伴随着中国对该地区基本定位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将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考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决策层对世界整体局势的判断、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以及对东南亚角色的界定等因素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并从中发现解读当前政策变化的新视角。     

冷战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辨析从施罗德到默克尔德国对华外交政策之背景

中德关系的发展事关两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任期内主要以经济外交为主;现任总理默克尔上台后,奉行价值观外交,让中德关系历经了一段低潮期。影响德国两任总理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背景以及导致政策转向的因素,实则都是三个方面：国际环境、国内选举政治以及国家利益。     

浅析丘吉尔的对外政治思想

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将自己定位为大英帝国的守护者，在其对外政治思想中也是以此来作为立足点的。在二战前，他反对绥靖政策，战时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战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反苏反共，并设计了“三环外交”。其对外政策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事件的决策分析

本文采用政治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国外交决策，以个体心理分析和小团体思维分析这两种方法模式，考察美国在关于入侵格林纳达事件的决策过程中主要决策者———罗纳德·里根及其幕僚———的内在心理动因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背景，表明决策者的主观心理与观念对外交决策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认知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

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外决策却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心理视角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外决策研究领域。其中,“认知以何种方式对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运用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必须注意其适用性。     

基于认知有限理性的项目决策方案的制定

传统的项目决策方案的制定都是基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认为所制定的方案都是最优的,而实际情况却相反。有些方案不但不是最优的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来自于决策者的认知有限理性。本文首先分析了认知有限理性的特征及其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然后提出用决策者满意原则和群体决策代替个体决策这两种方法来应对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有限理性。     

“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

"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观念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本文拟从"天赋使命"神话的历史根源、对美国各时期外交政策的影响和所受制约因素第三个方面来探讨"天赋使命"论与美国外交之间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