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

美国对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屡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援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了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态度转变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论美国对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币制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转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美国的白银购买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美国从１９３４年起实行白银政策,通过购银提高了国际银价。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混乱已久,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强烈影响,银价下跌,大量外流,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美国谈判后迫使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而美国 认为中国的新币制不与美元相联不能使它获取最大利益。遂实行放弃向世界购银的政策。使中国的币制改革再一次陷入困境,又一次迫使中国答应法币与美元挂钩,并扩大白银用途换取了１９３６年白银协定,使得币制改革得以进行。     

中美关于白银和币改问题的交涉

193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实行一项给中国造成严重困难的白银政策,中国同美国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并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牵涉到美、英、日的在华利益,围绕该问题,美国等列强制定了不同的对策。美国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观望到积极支持的转变。      

科学史中的比较

史学工作不仅比较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某个现象,也比较同一种文化中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概念或习俗“自然”与“nature”;、“身体”与“body”,其含义并非一一对应,而且它们在中国和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大为不同。西方天文学和医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大不相同。因而,理解一个国家对待外国科学的态度,需要考虑政治变化、新旧方法的价值、社会组织以及学习动机之类的因素。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待轮船和蒸汽机车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他们对网络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认识,以及官员们高超的外交手腕。     

司戴德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下)

(五) 币制实业借款成立后不久,“金元外交”的策略又发生一次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反映在国务院的态度上。“金元外交”实行两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美国通过对日俄势力的挑战以促进其在华利益扩张的愿望难以实现。远东司认为:“归根到底,我们不能指望以一种公开或隐蔽的同日俄对抗的政策来为我们自己或中国获得最大的好处。”①1911年6、7月间,日本和俄国对《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16条所规定的四国银行团向东北提供贷款的     

“台湾问题”与日本:历史的评说

日本是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消极因素之一。二战以来 ,日本对台政策虽然再三调整 ,但本质上是力图介入台湾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 ,台湾自 19世纪后半叶即已被日本纳入其战略范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 ,主要服从于其自身的战略需要。日本的态度 ,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最近十几年 ,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之后 ,“台独”势力大有借重日本之势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原因剖析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由来已久。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既在台湾岛内豢养出一批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也在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一股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台湾帮”;二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事关日本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三是台湾当局设立多个秘密“专案基金”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拉拢。     

中国对安理会扩大的立场分析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安理会改革中，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安理会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安理会扩大，中国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对于积极“争常”的四国：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中国主要是根据双边关系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中国不支持日本“入常”；对巴西、德国“入常”持消极态度；对印度“入常”持灵活立场。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对于四国“入常”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可能会随着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改变。     

天朝心态与晚清的货币改革

晚清的币制改革在天朝心态的大背景下,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吸收接纳并融合成自己的独特的币制思想,初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改革的本身就承载中国货币史的发展过程,其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功不可没.     

政府是什么？——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的前提性思考

当今中国社会公共性难题的有效解决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亟需深化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而要深化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需要对"政府是什么"这个前提性问题进行思考.当代中国与西方在政府的产生、对政府的态度、政府权力的认识与处置、政府的职责与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超越以往对"政府是什么"的认识,我们需要检讨"政府需要人性理论作为支撑吗?政府奉行的道德准则可靠吗?如何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如何安排自己的利益?"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对政府本身的理解,才可能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基点,真正倾听与回应人民的声音.     

北伐初期英日在华关系（1926.12～1927.5）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吹响了北伐的号角,掀起统一中国的高潮,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向一个新阶段。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在华殖民利益同时受到猛烈冲击。面对此种形势,英国和日本不得不各自采取措施保护殖民权益,英国出台＂圣诞节备忘录＂,做出向中国＂妥协＂的姿态,日本也发表对华＂新政策＂,以示＂友好＂。同时,英国也在不同场合向日本发出求助信号,日本的反应则是：积极磋商、含糊应付,是典型的外热内冷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两国冲击力度不同,其次则是两国基本利益发生矛盾无法协调。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     

对外文化交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在对外交流上,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历代政府的重视,其对文化交流的态度不同于外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转变角色定位,开始重视文化的价值,并支持传统文化对外交流。政府的介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强势的今天继续传承下去,并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论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非法协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海关即处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下,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关税也逐渐成为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对于英帝国主义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大权,日本帝国主义久怀觊觎之心,在发动全面对华侵略以后,就对海关税款展开劫夺。1938年5月,英日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它是在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签订的,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深重灾难,极大地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此后更加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五卅运动期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对于英国的对华政策,以往我们大多用"强硬"一词概而括之。的确,英国在事件爆发初期仍表现出旧有殖民者的强硬态度,但是也就是从五卅运动开始,英国对华政策基础开始发生动摇。通过对英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英国此时意识到在修改条约问题上必须对中国做出真正的让步,因此在五卅运动中后期,英国对华强硬政策开始发生微妙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