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变迁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化深入及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农村宅基地功能变迁在广大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农村宅基地在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正逐步由保障性向资产性转变,这种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制度变迁和公民觉醒的必然;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滞后于其功能变迁,我国已经为此付出或将要付出惊人的社会成本、制度成本和个人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宅基地现行制度与其功能变迁存在诸多冲突;农村宅基地功能变迁呼唤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农村革命中心西移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

1934年后，主力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西迁，农村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川黔、陕甘宁等西部地区。西迁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文章重点考察农村革命中心倾斜及时空转换的基本原因，探讨此次社会流动与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诸层面，概括其社会变迁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动力。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人口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社会变迁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游牧人口、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化的推进使伊朗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出现快速城市化的现象。但是人口的流动加剧了伊朗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最终伊朗社会呈现出现代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

近代若干农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变迁:首先,传统农、副业结构、农村种植结构、农民收入结构等发生了变化,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初露初端倪,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其次,有利于农村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最后,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商人阶层的崛起,农村社会救助能力得以提高.     

实现良性的社会变迁与发展路径研究

良性的社会变迁,是指变迁的实施者通过周密的有意施行以及相互协作的努力,来提高社会系统的运转能力.良性的社会变迁一直被视为与社会规划、社会设计、变迁管理或者营销相关.在社会变迁中,社区作为一个微观因子被拉入一个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网络,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也不例外.因而,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变迁问题深思熟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问题引以重视.     

关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分析与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人际关系陌生化加剧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因此,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

民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传统、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素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等构成制约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在加快实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进程中 ,不仅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培育适合于民族社会变迁的政治文化 ,而且要积极引导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 ,全面提高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和文化素质 ,改善和优化民族地区的生存和生产条件     

农村居民社区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基于豫北乡村的实证调查

在城镇化的今天,社会流动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社会变迁带来的利益分化对农村居民传统社会生活的冲击必然对社区认同和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然而,通过对豫北地区5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社区认同和政治参与还处于相对乐观的水平。而且,农村居民社区认同与政治参与之间呈正相关。为避免社会变迁的冲击对农村居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可以在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同时,注重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构建。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贵州城镇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过程,是这一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发展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贵州城镇化面临城镇化水平低、城镇综合承载力低、城镇化体制矛盾突出等问题。通过加强规划的引领,促进城市群发展,实施“五个100工程”等举措,贵州城镇化建设一定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城市化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湖南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偏小，集聚功能较弱，缺乏辐射力较强的超大中心城市；城市结构趋同，城市质量不高，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问题。注重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的现代化一起考虑；坚持城市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原则，注重特色经济的发展，是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     

农村人口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建构论略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化社会两大历史性转变。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核心内容 ,其推进速度和效果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制度支持系统的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已经为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支持。微观层面上的产业政策、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支持系统的建构 ,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论建设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传统的保障模式已失去其经济基础而陷入瘫痪状态.在现阶段,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实现国民经济的城市化.     

现代性变迁与村庄传统结构的重塑——鲁中D庄调查

基于对鲁中D庄的驻村调研,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计结构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文章着重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分家不分舍"的代际关系、"简约不简单"的风土人情、"动帐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四个方面对D庄的现代性变迁与村庄结构的互动过程加以描摹和分析。这些现象,在发达地区或城镇化进程较快、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化程度较深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策角度,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匹配与协调,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共识。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