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兼论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贡献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必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理论,亲自领导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借鉴了斯大林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验,但并没有囿于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具体做法,而是把马列主义的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实行了一些既     

渐进与突破：路径依赖视角下“大包干”制度创新的双重面相研究

学界对“大包干”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从突破性、偶发性的角度来阐述“大包干”的制度创新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制度变迁的渐进性面相，应将“大包干”视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渐进性过程中的突破性环节。首先，通过整理凤阳县至区、社、队等四级相关档案文献，重新梳理和再现凤阳“大包干”试错的过程与细节。其次，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考察家庭经营的历史韧性面相和公社体制下的多次回归。再次，从农业生产中自然与经济规律地位的重新确立来论述理性回归的“理性”层面。研究认为，应将“大包干”的突破性意义界定为渐进性探索基础之上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包干”的发生正是遵循路径依赖逻辑展开，是对家庭经营这一传统非正式制度的理性回归。     

论对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评价——兼评《世界史·现代史编》一个问题的写法

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强调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列宁要求通过农民自愿的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业集体化运动违反农民自愿原则,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对富农实行错误的过火政策,从而导致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长期滞后。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建设与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务必坚持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 ——基于鄂西L村农业产业的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探索村落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机制.基于鄂西L村的田野调查,从嵌入性视角对该村西瓜产业与村落转型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度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传统农业村落现代转型的一个可能路径,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和政府的统筹整合是关键的实现机制.在嵌入与整合作用机制下,不但能够实现村庄整体性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提高农业产值,调整小农生产逻辑,形成农业生产与村落的强关联,而且还能够通过将地方市场嵌入在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使地方市场成为维系力量,对村落社会起到保护作用,有利于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和再造村庄价值认同,顺利实现维持型村落向发展型村落的现代转型.最终,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解乡村,反而显示出传统农业村落对于现代化的应对力量,这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现实经验.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     

“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库移民。通过对浯溪口水库S外迁社区的个案研究,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社会样态进行了分析。水库移民安置过程往往伴随着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间“脱嵌”以及外迁社区的空间“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首先,“社会样态类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是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样态的理论化;其次,水库移民“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在结构维度表现为外迁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组成的“事实”和“心理”同构的“双主体”;在关系维度表现为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双主体”间内部“熟人化”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最后,基于S外迁社区“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空间重构中经济、社会、政治空间的考察,认为外迁社区的空间治理需理解其社会样态,把握社会样态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     

中国农业的最终出路:集体化

小农经济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农业规模经营有两种形式,一是发展资本主义农场,一是实行合作化。恩格斯明确指出,必须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阐述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途径,并在我国实现了合作化。邓小平提出了要从低水平集体化发展到高水平集体化,并强调集体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终出路。     

集体化与合作医疗(1955—1962):卫生政治的话语建构逻辑

集体化时期(1955—1962 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动员与推广的结果。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进行的考察发现,在“集体化冶话语中,合作医疗所要解决的“问题冶被建构为医疗制度如何“适应农村形势(合作化—公社化)变化冶的问题,合作医疗自身也被建构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冶“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性质的福利事业冶“走向全民免费医疗的过渡形式冶。 伴随着多重意义的生产,在“国家—地方冶互动的话语传播机制下,合作医疗被顺利整合到了国家农村发展战略中,从而为推广合作医疗的政策导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种考察揭示出了“话语建构冶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策略或技术。     

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基于阿尔泰山草原哈萨克族社会的观察

[提要]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1949年以来,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三个阶段性变化。集体化时期,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由部落体系转变为公社或牧场的总体性组织。在牧民社会关系中,以公社为单位的地缘关系和以大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取代了部落关系的主导地位。去集体化后,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转变为“家庭—村落”的联结体系,社会关系向小家庭中心的近亲关系和村落基础的地缘关系转变。21世纪以来,小家庭的自主性因牧民流动性增强而强化,社会关系有朝着利益化与情感化并存格局发展的趋势。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根本出路的大问题。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426页),以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指示,我国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在     

村委会“海选”问题对策研究——西北某村村委会“海选”实地调研分析

村委会“海选”是保证农村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其中存在家族影响、贿选和破坏选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促进“海选”过程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具体操作严格化,加强村委会建设,提高村民思想认识水平,切实完善村委会“海选”。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回族农村的"权力文化网络"——云南沙甸和谐社会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分析模式,当前对云南沙甸这一典型回族农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个案研究,是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在云南少数民族社区中具有典型意义,体现出村寨政治、经济和宗教三方代表的权力主体在共谋互存以及发展中的结构关系.     

傣族村落中的传统权威组织——曼安村的“细梢老曼”与乡村秩序

"细梢老曼"指滇南南传佛教流行区域傣族村寨中处理村寨纠纷、传承伦理道德的民间组织,傣语直译为"村寨里的4根柱子",是傣族传统聚落空间观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转附。同时,也是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制度中传统权威执行者的称呼。担任细梢老曼的4个老人负责村寨的传统事务,同时也承担纠纷调解的角色,在传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促进傣族社区和谐、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权威不但来源于历史上农村公社时期就已形成的组织文化,还来源于现代村民大会的权力授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细梢老曼的权威和所作用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即是乡村政治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乡村社会管理的创新所需。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二元体制与“三农三化”——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宏观思路

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 ,阻碍了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 (三农 )的发展。中国现阶段改革二元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如果让三农大胆地走三化之路 ,也就是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 ,三化互相支持配合 ,就可以消减二元体制 ,促进三农健康发展     

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

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涉及村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相互碰撞的具体场景。侯家营文书中的大量例证表明，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国家权力控制了村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阶级斗争话语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已渗透到基层乡村，已然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但是同时，国家权威在乡村社会也不是没有边界，也常有政策愿望落空、陷入困境及遭遇反讽的时候。面对国家的强制性压力和渗透，乡村社会的传统、习惯一直用融合、再造、过滤等方式加以对应。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