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荆轲形象的文学移位与道德人格的嬗变

由史学文化发轫的荆轲形象,糅合特定时代形态各异的文人心志,凝聚成一类人格祈向,从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进入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从战国至今,荆轲形象呈现出戴着镣铐跳舞的表征,展示了多义复杂的诠释效应,荆轲形象大致是在崇高——卑劣——崇高的道德文化链中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荆轲形象毁誉兼有的接受史反映了历史风云与文人情志双重筛选的结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心灵演进的一个真实面影。     

十九世纪美国的语文经验：文学的类型学表达

文学类型学在美利坚十九世纪的语文经验中扮演过重要的文化角色。彼时的美国文人通过这种类型表达抒发了自己的民族理想,从而不仅使美利坚民族的行为有了合法性,而且也让这样的语文经验成为该民族区别于世界其它族类的识别特征。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契丹文学与辽文化的关系

契丹文学主要是指契丹贵族的文学、由宋入辽文人文学以及契丹民间文学这三个构成部分。契丹文化是孕育契丹文学的母体,契丹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其特有的游牧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契丹民族崇武尚勇、粗犷豪放,该民族风格特征是由本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地理、人文、生活习性、居住特点所决定的。这一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文学,此外,契丹文学作为契丹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     

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三维模式的建构

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政权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汉文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北方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传统也为其汉文创作奠定了根基。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得北方民族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民间/作家、口传/书面、民族文字/汉文创作这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它们之间有承继、有交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殉情文学的叙事模式与寄寓性意象建构

中国各民族以"殉情"为母题,以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为背景,创造了经典的殉情文学作品,"美的毁灭"产生了巨大的悲剧力量与审美效应。殉情文学多是"累世层积"的成果,是劳动人民与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结晶,其叙事模式是相似的、程式化的,即"相爱—阻碍—反抗—殉情","殉情与合冢"是最核心的叙事元素。受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取向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文学表达的影响,各民族殉情文学在结尾均基于本民族文化进行了寄寓性意象建构,使得殉情主人公"社会人"身份消解,在"彼世界"获得重生,实现了永恒的自由与幸福,从而结局"圆满",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殉情文学的经典审美范式。     

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民族结构

明代女真社会是由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四个民族、三种文化给明代女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的经济结构、具有蒙汉特色的军政组织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全球化语境中“宗教文学”的抵抗性及其意义（笔谈）

全球化在促进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可能对民族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固守及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抵抗性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学在对民族精神与人类存在意义及其远景的终极思考中蕴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它在民族文学保持民族文化品格、增强自身文化免疫力以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宗教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具有了重新评估的可能.     

明代中叶土家族诗人田九龄论

就土家族文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而言,田九龄才调高雅的诗作堪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诗作总在“入尘”与“出尘”之间徘徊,描写了神秘瑰奇的乡土山水恋曲与风格峻洁的人间亲友情怀,抒发了田九龄关注现实人生的时调时风和对传统文化的景仰之情。由他肇其端的容美土司土家族文人诗作,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汉族文学发展的轨道,并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

文学研究中关于文人空间排序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本文结合唐代文学研究对此作了四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从文人占籍的空间序列阐述了与地缘因素相关联的文学现象及其特征;第二,从因科举和使府形成的文人分布阐释了与制度相关联的文人阶段性与区域性的文学活动的意义;第三,从唐人选唐诗说明了典籍在文人空间排序中的特殊角色及其对文学风格的影响;第四,从编纂群体阐述文化行为在文人聚合中的作用及其文化内涵     

从柳永词看中国传统文学的世俗化倾向

柳永是封建社会第一个以市民意识对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文人。他的词着力描绘都市生活、个人的感官享乐及妓女心态 ,有鲜明的世俗化特色。其词作和价值取向不仅背离封建正统观念 ,还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价值的反叛 ,预示了后世文人走向社会、传统文化走向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先秦至魏晋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

先秦至魏晋是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正是这一阶段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才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融汇文人自我呈现、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复合型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之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形成了自传摇曳多姿、魅力无穷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