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绘画情结”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赋予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全篇流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问题。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兼备两种艺术的灵韵。     

被窃的侦探小说:帕慕克玄学侦探小说论

奥尔罕·帕慕克的侦探小说特点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然而现有的研究未将帕慕克与传统侦探小说从本质上进行区分。《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等作品属于反侦探小说或称玄学侦探小说范畴。作者"窃取"和改写传统侦探小说文本,颠覆传统的侦探形象和情节结构,质疑认知的有效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动摇理性王国和"我思"的本体性地位,体现出不可知论和反一元论的特点。帕慕克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存在之谜和身份之谜,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回应世俗化和西化洪流中的土耳其民族身份问题。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土耳其文化的断根——论《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与苏菲主义

和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一样,《新人生》也是一部"呼愁"的小说,它还是帕慕克笔下苏菲神秘主义特征最鲜明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探讨苏菲神秘主义在《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中所实践的三重诗学文化功能,即神秘的失落、身份的失落、天使与生命的失落,融合当前学界对该小说的矛盾看法,论述这一问题与苏菲主义——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之根在20世纪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西化改革中失落之历史命运的映衬关系。     

帕慕克的忧伤

帕慕克的作品中,充满着忧伤的情绪,甚至已成为他自身创作的一种习惯。他的忧伤,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他的忧伤来自于“失落的集体记忆”,来自于土耳其在西化过程中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屠杀;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他的忧伤又来自于中心感的丧失,由奥斯曼帝国文化衰微而滋生的中心感的失落,又衍生了自我中心感的失落,这二者交缠盘错,探寻自我中心的失落使其更加缅怀帝国的兴盛,而对帝国兴盛不复存在的慨叹,又加深了自我失落的伤痕。因此,在审视自己的伤痕后,帕慕克将文学,特别是苏菲文学,视为一种探寻中心,走出失落的尝试途径。沿着上述脉络,就帕慕克数部作品中忧伤情绪的发展和走向,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评罗布－－格里耶的“视觉主义”

视觉主义是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提出来的创作原则,它扬弃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继承了福楼拜冷静、客观的文风,有着独特的内涵铲除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建立以视觉目标为主的物本观;反对隐语的表达方法,主张感情零度的语言介入.格里耶的美学追求价值主要在于利用视觉的阻力,达到陌生化效果;采用感情零度的话语姿态,达到嘲讽的艺术魅力;追求客观的极限,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艺术本质观,在某种程度上讲,同样是在表达人类深层的心理事实.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先锋派文学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文学与图像关系”视野下的 “形象思维”问题重估

作为诗学历史上重要的理论范畴,形象思维能够对当前复杂的"文学与图像关系"作出某些合理的解释,值得学界开展重估。在新世纪之初关涉"文学危机"的文化研究看来,图像较之文学的优势在于更加"经济"地认识世界,实际上这与"形象思维"所标榜的"节省智力"别无二致。但是文学并非为了节省智力,俄国形式主义就曾率先由此发难。通过梳理陌生化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可以发现,什克洛夫斯基虽然只道出了语象的"不可见"与"不在场",但同时也隐藏着视觉中心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图像的"可见"和"在场"。因此,再现客体所呈现出的可见形象与"在场"假象决定了"眼见为实"的表意原则,这当是"图像时代"普遍的"形象思维"规律,以及文学图像化之势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论“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美学特征

“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堪称文学与文艺产业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世界文化产业界的传奇。“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主题具有善与恶、成长与死亡的美学特征,其构造的幻想世界具有“似”与“不似”的美学特征,其技法具有模仿中创新的美学特征,其话语具有图像化叙事的美学特征。以上美学特征所产生的作用与价值,对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审美取向、价值选择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我国的文艺创作和生产提供有益启示。     

从“理想”看发展——对“自我”与“他者”认知之道的再思考

通过追溯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梳理不同时代学者对"世界文学"的不同解读,可使人们可以更加清楚比较文学的蜕变与发展;深层次地了解"世界文学"的模糊性,可以更加明白比较文学的未来以及它可能带有的"局限性".总之,正是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思考,人们确立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想;正是通过对"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再思考,人们认识到"世界文学"具有既不可替代又难以企及的特点.     

“新美学”的流行与美学何为

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出场机缘的"新美学"在当下中国语境的变体"日常生活审美化",充当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守夜人,表征了经典美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下坠和乏力。"新美学"只是做了时代的注脚,未能真正切中时代本质和担当起本有的历史使命。美学须在对历史的眷注中汲取力量,寻求"说话"机缘。     

东亚茶道与“涩味”美学

"涩味"或"苦涩味"是古代中国人所发现、所品赏的纯然的茶味,并最早把茶与养生、与佛教禅宗的修行、与诗词绘画陶瓷等艺术样式结合起来,为茶道美学提供了几乎全部的艺术与审美体验,包括茶的味觉、视觉等,并赋予苦涩味以精神性与美学价值,由此初步奠定了茶道美学的基础。茶及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茶之苦涩味进一步加以确认与接受,并把"涩味"作为茶人的人格境界、作为茶器的美学尺度。到了现代,中国的周作人,日本的冈仓天心、柳宗悦等,又对苦涩味加以文学、美学上的阐释与阐发,最终形成了具有东方美学特色的基于茶道的"涩味"美学。     

云冈石窟“诗”与“画”的美学对话

学界对云冈石窟在佛学、考古、雕塑等领域探究颇深,本文则从较少涉及的文学和美学层面进行探讨,纵向对自古至今有关云冈的诗文进行美学分析;再从"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对话的角度来探讨雕刻与文学的碰撞、交融。     

论茅盾求“真”的美学思想

本文力图整体地把握茅盾求“真”的美学思想,探讨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本质特征。本文认为,求“真”是茅盾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而作为美学范畴的“真”,实际上也就是茅盾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在求“真”的文学实践中,茅盾注重文学的社会客观性和理性精神,阐述了文艺如何反映现实这个基本的美学问题。同时,茅盾在广泛地吸收西方美学理论上,注意继承和发扬东方美学的传统,并自觉地融合二者的长处,从而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富有崭新的时代义意和鲜明的民族色彩。     

关于“北大荒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区域(地域)文学(文化)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关注。北大荒文学就是在特定地域中由多种因源引发的一种不可令人忽视的文学现象。她用自己的实绩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存在。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构成,北大荒文学是一种渐次地吸收多元文化的文学。"北大荒文学"是一个特定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并且具有文学流派性质的美学概念。     

莫言的“阴暗面”和鲁迅的“国民性弱点”——以《蛙》、《透明的红萝卜》和《阿Q正传》、《孔乙己》为例

莫言和鲁迅都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了"阴暗面",对于"不健康"的国民性都有自己的发现,两人的作品都是独特的存在,都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两者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是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的差别;其次是"事"和"人"视点的差别;再次是不安和疼痛感情的差别;此外还有创作目的上反映生活和改变"国人的魂灵"的差别。总的说来,鲁迅所展示的"阴暗面"具有更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意义。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艺术,进而探索帕慕克对小说形式创新所做的努力及其意义。《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探索小说形式创新的典型文本,其独特的叙事行进方式使小说的创作达到空前的自由。     

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越南文学的主体性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解释

从越南文学史来看,詹姆逊提出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实质在于强调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是世界文学时代马克思文论的新观念。"寓言"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话语特性的象征,也是其主体性的表征。越南13世纪起的"字喃文学"到20世纪现代文学的各流派,都是在建构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话语。其次,"寓言"是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性特征的描述,也表达了各民族主体性的核心价值观念,"第三世界"总体性与世界文学有同一性也有独立主体特性,两者并不冲突。最后也要说明,用后精神分析的"政治无意识"、"力比多"等话语范畴是詹姆逊个性话语的表述,并无亵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