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民环境意识调查研究与对策

环境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息息相关,环境意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基于对兰州市民环境意识状况的社会调查,从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环境认同三个维度对兰州市民环境意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兰州市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特点,提出了提高市民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考.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探讨逐渐增多，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方面。（1）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孕育中产阶级等。（2）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有助于塑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3）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制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社会组织缺少独立性和持久性，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少数极端反民主的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威胁等。反观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学界对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市民社会决定论，过分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二是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论，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对这些认识误区必须保持警惕，从而正确对待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努力把市民社会培育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与重要力量。     

现实王国与伦理世界——浅析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两种分析

以“从激进到保守”来解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前后分析似乎不妥。对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所采取的不同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采取的是跟随意识的各个形态、观看一般的意识如何逐步走向科学的方式;在《法哲学原理》中则采取的是科学的、概念式、体系式的思想的方式。按照第一种方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种异化的“教化的现实王国”。按照第二种方式则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绝对精神的显现,因此它是“以概念的方式”将市民社会把握为伦理世界。     

公民意识和公民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态度

本研究以心理测量学方法调查了广州市民的公民意识、广州市民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发现广州市民表现出较高的公民意识和较积极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态度,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此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和稽查的若干建议。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何以分离--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马克思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基础的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一是个人的眼前利益与其长远利益的关系,二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状况调查

通过对南京市民环境保护意识状况的问卷调查,发现高年龄人口和低学历人口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弱。市民环境保护意识水平还与市民在公德与私德、律人与律己、观念与行动等方面的取舍有关。要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教育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合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上海市民的环境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状况的社会调查,从环境知识水平、环境状况认知、环境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环境行为等五个主要方面对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了上海市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特点,提出了提高市民环境意识的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公民社会公德信仰状况研究——以江苏为例的抽样调查分析

道德的信仰化是社会道德对象化的前提,公民的公德信仰培育是构建和谐文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公民的公德信仰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进步的态势,公德认知较为巩固,公德情感逐渐增强,但知与行、情与意不能完全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公德习惯还有待养成。立足公共生活经验进行生动活泼的体验性教育是公德信仰培育的基本路径。     

现代市民精神:"边际人"现代化的取向

"边际人"现代化是必要性的,通过分析小农意识和现代市民精神的内涵特征,可以明了培养"边际人"现代市民精神的理由.就现阶段而言,培养"边际人"现代市民精神的有利条件是客观存在,重要的是如何升华其现代市民精神.     

论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

宪法意识是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培养和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正成为时代发展的强烈要求。本文对培养和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必要性及途径作了简要的探讨。     

公民社会责任建设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如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已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下,我国公民社会责任建设中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背离的现象。文章分析了这种背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且提出寻求这两种理性的统一是我国公民社会责任建设的方向。     

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民守法意识的内在关联

当国家法律制度创建时,就意味着法律制度自身所内蕴的法权要求、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为社会主体设定的行为模式等应该转变为社会现实,而且也只有当这些应然要求转变为社会现实,法律制度才能是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该国家公民的守法状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又是以公民的守法意识为主观心理基础。由此可见,公民的普遍守法既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表现,也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公民的自觉守法意识,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的普遍信仰和自觉遵守。     

政治参与和结社自由——兼论社团法制完善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有序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实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途径,同时也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文章通过对结社和政治参与之间互动关系的阐述,力图证明要推动和实现公民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并要求进一步完善包括社团登记制度在内的社团法制体系。     

民族法制的中国经验及其贡献

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并进一步巩固发展，这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结果，它为当代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对民族团结概念作宪法安排以建构公民认同；以少数民族干部制度作为沟通的制度性安排；自治权作为发展权的制度设置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设立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独特安排，保证了民族关系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多元与一体并存的发展形式，保证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共同发展。     

国防教育学学科基本定义探析

国防教育学的创建与发展需要对学科基本定义进行重新界定.根据建立国防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可以把"国防教育"重新定义为:国家为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而实施的教育,是国防建设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定义的核心内涵包括:国防教育的主体是国家,对象是全体公民,目的是增强公民的国防意识,提高公民的国防行为能力;国防教育既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

受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制约,目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政治参与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那么,公民有序参与人大工作才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有必要通过扩大公民参与人大的立法工作,健全和完善旁听、听证制度,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等,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基本方式的转变。     

论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判断

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判断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竞业禁止协议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市场经济成熟度、公民的权利意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竞业禁止制度实施的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竞业禁止协议效力的判断必须遵循择业权优先、经营权兼顾;合理限制、利益平衡;针对在职期间的与离职后的竞业禁止协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制度建构等原则,方能紧扣我国的社会实际,在经营权与择业权之间达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