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批发零售业为例

在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涉及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的文献较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回顾了有关产业集聚测度方面的相关理论后,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以更好地得到能反映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指数,并从指数中分解出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集聚水平的实证发现,广州市批发零售业呈现出了集聚态势,整体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04年开始有持续上升趋势,但是这一集聚水平明显受到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而内部集聚经济影响不明显。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8个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数据,分别使用Ellison-Glaeser指数和平均集中率方法从行业和地区角度测度长江经济带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在使用Moran指数I检验现代服务业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基础之上,建立空间固定模型对影响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因素进行验证和分析。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房地产行业最低;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最高,贵州最低;政府干预对长江经济带现代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有抑制作用,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则有促进作用,信息化水平对其影响不确定。     

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与对策研究

为研究民族地区服务业的集聚水平,选取民族地区2009-2013年服务业各行业的增加值,首先进行现状和趋势分析,然后通过计算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民族地区五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进行评测,结果表明,我国民族地区的主导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形成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2000—2010年间中国286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量化与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格局变化。运用回归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采用与区位商类似的分析方式对集聚指数的内涵进行解析,即集聚指数的大小及正负值表征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和其对外服务能力大小,集聚指数越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若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其服务能力高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具有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区际服务能力。研究表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总体上呈现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大集聚与各省区及城市群内分散化的小集聚并存,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其他省区则集中于省会及副中心城市。依据集聚指数大小可划分出全国性(复合中心)、省域(区域性)及地方性集聚中心。全国总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中心与制造业生产中心空间分离,同时,也呈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是分析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地区有关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已呈现较明显的集聚现象,且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上海、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     

广西产业集聚现状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聚是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为测度广西产业集聚情况,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计算了广西产业地方专业化指数和区域分工指数,并与全国其他省、市、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广西近5年的产业集聚发展趋势。结果显示,广西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优势产业较少且结构不合理,同时区域分工水平较低,但从趋势来看强势产业集聚程度开始增强。根据广西产业集聚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服务业集聚及对服务效率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相对密度会对自身效率产生影响。该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我国服务业聚集状况及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服务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多数地区的服务业区位熵大于1,区位熵最高的是北京,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总部经济集聚区内企业间价值链互动与合作,获得更多的价值链高端价值,发挥总部经济的集聚优势,从而推动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在综合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不同产业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支柱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并存,而在特色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同一产业链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旧产业路径依赖与新产业培育的协同并存。从政府、企业、中介协作发展角度,制定相应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对策,要求在强化企业总部间协同创新和企业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保障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的有力支撑。     

上海市与天津市工业聚集经济效应的对比分析

工业聚集经济指数是衡量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重要尺度。对上海市和天津市的工业聚集经济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两市第二产业的整体聚集经济效应都不甚明显,上海市甚至为负值。但从具体行业和特定地区来看,上海市和天津市呈现了各自的聚集经济优势。这一结论及由此而来的对策措施对于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也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产业集聚、产业共聚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产业集聚类型,辨析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基于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EG指数测算了多种类型集聚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的集聚更多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组成,但下属产业自身的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县层面产业集聚弱于省区层面,但是集聚效应在区县和地市层次发挥作用。同一产业下属各产业间的共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共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间多样化的共聚,而不是同一个产业内相邻产业的共聚。通过对产业集聚的细致考察有益于把握区域经济真实状况,把握关键提高效率的集聚,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政策。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信息产业空间集聚的机理分析

本文以信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信息产业布局在空间上集聚的前提、动机和表现,认为信息产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是对集聚经济的追求、创新与合作的需要、与发展环境的协同,相比传统产业的空间集聚,信息产业集聚更加具备功能化、专业化的特点。     

创新型城市建设背景下宁波人才集聚策略研究——基于对15个副省级创新型建设城市的比较

人才是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关键要素,通过对15个副省级创新型建设城市人才集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经济因素仍然是吸引人才的关键,高等教育普及率、社会创新投入能快速促进人才集聚,城市公共交通便利程度、医疗卫生水平也是人才集聚的重要考虑因素。面对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宁波应该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继续扩大人才集聚有利因素,补齐不利短板,通过打造产业生态、提升集聚载体、优化人才环境、提高服务效能来实现人才的快速集聚。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