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夺胎"与"转生"的信仰——关于惠洪首创作诗"夺胎法"思想渊源旁证的考察

通过考察佛教术语"夺胎"的具体含义与相关的"转生"观念,以及该观念在北宋佛教界的流行,并结合惠洪关于四位高僧和士大夫夺胎转生的神话书写进行辨析发现,从思想渊源上看,诗文"夺胎法"确由惠洪首创.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从"乡里小人"视角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其浓厚的"君子、小人"观念,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陶渊明眼里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督邮"、"渔夫"式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真正的乡里小人,即普通平凡的平民百姓.从"乡里小人"视角来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其眼里的"君子"因其生活时期的不同也不同.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同道":柳宗元"统合儒释"之儒佛差异与矛盾的线索

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命题的理论依据是"儒佛同道",儒、佛二家学说之所以能够融汇、统合,即表现在:"中道"思维方式、心性论、生活规范与孝道伦理等三个方面的"同道".但是,当深入分析以上三个所谓佛与"孔子同道"之内涵时,我们发现它们的理论内涵在本质上是"异质性"的.通过论述以上三个"同道"的具体内容,进而揭示出被学界普遍忽视的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中儒佛思想的差异性与矛盾性.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庄子》:海德格尔诗学的一个"秘密来源"

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不仅在总体思维模式、基本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系统和主要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某些本质的一致或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事实联系或学理联系.所有这些"联系"、"一致"或"相通"都清楚地表明:庄子诗学思想是海德格尔诗学的一个重要的"秘密来源".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理”与“力”

针对学生上课迟到，不少老师都采取了“理”与“力”相结合的方案：在课堂上给同学讲道理，陈述迟到的弊处，禁止迟到的好处，进而推出：“不准迟到，迟到者罚站。”在具体操作中，对于迟到者当然要惩罚，严格执行规定，但同时对迟到者进行说服教育，并针对不同的情况在罚站的时间长短上有所不同。其实，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并不时与之打交道的法，也是“理”与“力”的结合。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