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

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潘家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来华一方面参与列强侵华活动，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充当“急先锋”；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接受“上帝的福音”，积极传播西学，鼓吹中国西方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基督教...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研究改革与建设的中国现实经验,而且需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验。一是要有作为学术创造原动力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自信心;二是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治学经验;三是在“翻译政治”或比较的文化视野之中正确处理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整合问题;四是认真借鉴与汲取近代治学的经验,即正确处理“学术自律”与“思想自由”的问题。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听萨苏讲那过去的故事

明恩溥，美国人。是美国公理会来华的传教士。这位“老美”，曾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山西等地，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他热爱中国，熟悉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曾经在中国生活了54年之久，可以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

19世纪传教士报刊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孕育了中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份中文刊物,首开近代新闻史先河。而清末影响最大、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万国公报》则是近代传教士报刊发展的最高峰。对这一首一高两份刊物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9世纪传教士报刊从纯宗教性刊物向现代报刊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传播者由洋人主办主笔到华人主编主笔;传播对象由底层逐步上移到中上阶层的士人、官僚;传播渠道由海外逐步发展到沿海和内地;传播内容由传教义到报新闻的世俗化转变,由介绍科学到引入社会学以传播思想;传播效果从默默无闻到朝野关注。近代传教士报刊既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介,其自身也为中国的传播环境所改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卫礼贤

在近代西方在华传教史上,传教士往往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角色.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热心沟通中西文化,为传播近代科学尽力,卫礼贤便是这样一位较为特殊的传教士.他是传教士、是教育家、是汉学家,人称"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论马赖

马赖是近代第一个命丧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以一个传教士致命为借口挑起一场战争的历史人物。马赖是近代住广西时间最长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他首先进入西林传教,是因为其他传教士的失败,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的经历,对法国天主教,广西全省以及西林县的传教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赖不是被张鸣凤下令逮捕并经审汛,然后被杀死的,他是被定安附近群众打死的。     

吸收与借鉴: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和近代都曾大量吸收过外来文化以充实和发展自己，排斥乃至拒绝外来文化，只能使自己僵化、停滞、落后。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大量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汉唐时代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东传西渐、中华民族主体…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范礼安与天主教第三次在华传播

范礼安将耶稣会的适应思想应用于远东传教活动,对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了统筹和规划,他主要采取了组织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创办圣保禄学院、编写汉语版基督教义等措施,从而使天主教入华传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特立独行的来粤传教士——罗孝全评传

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与差会的关系陷于尴尬;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师生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穿梭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罗孝全最终没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但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洪仁玕“新政”近代元素的渊源?--从“三十年后说康梁”说起

明清之际,西学渐次东渐。由于中国统治阶层对此漠然处之,因此对于当时之中国影响不大。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的事实惊醒了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学,建议将其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厥功至伟,洪仁玕作为一位基督教的虔诚信仰者,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与西方同行相同的作用,并集中体现于其与西学有深刻渊源之著述———《资政新篇》。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近代博览会视角的土山湾美术工艺品创作

伴随着欧洲“中国热”渐入尾声,基督教传入中国,引发了东西方艺术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与和解。西方列强入侵迫使晚清政府的思想观念从固守“天朝中心论”转变到接受“万国观”。在此背景下,中国美术工艺品开始以参展博览会的方式走向国际舞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美术工艺品就曾多次参展世博会并屡获大奖,进而形成了一种融合宗教、文化、技艺、经济等的土山湾美术工艺现象。土山湾的艺术创作反映了中国传统手工艺传习方式受教会和西方技术影响而发生的被动转变,客观上推动了中西工艺美术交流与上海工业化进程。     

百年创新，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百年华诞,但仍保持着青春活力,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创新能力的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创新,取得了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成果。其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开拓创新,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创新成果。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包公也断“葫芦案”——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在中国司法文化中,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在断案中有罪推定,并不惜刑讯逼供,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