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笔下的天宝战争

公元751年至754年(唐玄宗天宝十年至十三年),唐朝政府先后两次对南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天宝战争”。两次战争均由唐朝政府无端挑起,属非正义性质。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不只是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也殃及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它对当时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问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     

《大理古佚书钞》中的李宓

李宓是唐朝进攻南诏的天宝战争主将,战败而全军覆没。本文对《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淮城夜语》三部明代笔记小品残篇中关于李宓的记载作了对比研究。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试析异牟寻时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影响

南诏对唐时附时战是其与唐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异牟寻时实现南诏与唐的重修旧好,促成云南地区一段为期不短的和平局面,加快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此后,虽双方又有战事,但异牟寻时期的南诏归康对当时唐与吐着形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史学家们对有关这一事件的论述很多,主要是论及唐朝中央政权的兴衰而体现出来的与吐善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本文则着重论述异牟寻时期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一、异牟寻归唐的原因经过历时四年的“天宝战争”,南诏脱离唐朝转而臣附吐善,从此,唐诏双方交恶四十余年。此后,在贞元十年（…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最早的民族学院

在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多次通过外交手腕诱劝南诏异牟寻重归唐朝,南诏清平宫郑回也力谏异牟寻归唐,因而促成了双方在苍山神祠达成协议。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德宗派遣袁滋等出使南诏,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金印,事隔六年(800年)异牟寻派遣使者和乐团赴长安向唐德宗献演《南诏奉圣乐》,从此加强了民族团结和边防永固。唐朝为了维持与南诏的和好关系,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创办学校等,《新唐书·南诏传》中说,异牟寻“又请以大臣子第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     

论唐末南诏战争之起因

以往的有关论著,论及咸通年间南诏战争爆发的原因,或以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不能较好地执行民族政策,以致激起与南诏的战争;或以为纯属南诏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谋求其阶级利益而战。这些见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未免失之简单化。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

耗时十余年的南诏入犯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战争,不仅对唐代南疆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使已是强弩之末的唐帝国遭受沉重的创伤并由此导致国家安全的严重危机。战争折射出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它既是唐王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诏内犯的边塞铁篱。南诏的兴起使安南都护府失去其西北屏藩,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也因此失去彼此制约的平衡。而南诏对安南的频频进犯,则直接击溃了自唐初以来帝国精心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安南失陷,敲响了唐亡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