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解释与解释者——一个解释学方法论的探究

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对话是解释者在哲学解释学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北关牧师与信众及社区之间对话的解释和分析表明,特定情境中的对话可能发生意义的漂移,而教会神学是驱动这种对话独白化的原因;对法律解释和中国古典解释的实践也表明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权威的意识可使对话变成权威的独白。解释者被结构性地规定了语言性,所以读者与作者、解释者与文本以及解释者之间的对话辩证法是解释者在实践中达到视界融合的主要通道。     

从“独白”者到“对话”者——艺术学校教师课堂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现代教师角色观认为,教师是课堂教学的“支配者”、“独白”者。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师角色出现了危机。要改变这种状况,教师必须转换角色,从“独白”者转换为“对话”者。而要真正实现这种角色转换,教师应该:与学生建立起新型的信任、平等的师生关系;从知识的传递者成为学习的引导者;从“独白”者成为倾听者、“对话者”;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对话能力。      

文化转型期期刊主体性问题研究——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视角

巴赫金从作者与主角、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中建构起他的主体性理论,认为在审美活动或事件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整体的关系,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相观照和呼应、互相对话和交流中使个体得以存在的。这为当下我们研究期刊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启示。运用对话理论研究文化转型期期刊与文化语境、文化思潮的关系,进而确立期刊的主体性,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双声部和弦:《老人与海》中的自我复调

《老人与海》打破了一元化的“独白”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复调”结构.复调世界是多种声音对话的纷杂世界,它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独特的生态智慧.     

论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统一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任何主体都需要良好的形象，思政课亦如此。思政课公众形象认知认同、塑造建构、优化提升等问题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重要问题。思政课公众形象有“自我”与“他者”两个观看主体，在教育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视角的“他者”镜像下，厘清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辩证关系，在消弭认同壁垒、增进认知共识、提升对话能力、完善对话场域的实践逻辑中，探赜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相统一的培育路径，意义重大。     

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民族文化具有历史客观性 ,是文化认同的基石。但是 ,不存在“纯粹的本地生产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文化的遮蔽效应 ,少数民族诗歌在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的连续展示和再现中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怎样处理诗歌中文化的自我和他者的问题 ,成了少数民族诗歌文化认同的关键。文化认同具有时间性 ,应该在自我和他者的复杂对话关系中树立“有意义的他者”观。而正确处理文化阐释权问题有利于避免跌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潭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事件”和“事件性”阐释

“事件”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他认为复调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所谓“事件”的展现中。事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中,主人公与作者、主人公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也构成一种“事件性”。     

对话:追求和谐的教育精神

人是作为对话与交往的存在者。对话本真地属于人。对话实质上是不同价值、不同个性之间的精神性相遇。对话教学所展示的并不仅仅是教育教学模式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型,而且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表达了课程改革对传统教育教学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于师生关系、教育教学过程、教育教学观念的创造性建构。以对话精神建设师生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的共同学习方式,是对话教学的实质所在。     

责任与代价:《觉醒》的存在主义解读

凯特·萧邦的《觉醒》如今被公认为是一部充满女性解放思想的巨作.为了全面地分析艾德娜叛逆的深层次原因和三位男性的启蒙角色,采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着重探讨艾德娜最终如何冲破了个人与他者之间可怕的“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以及获得了自我存在与自由选择的价值与意义.     

是对话还是独白?——从哈柏马斯的交谈伦理学想到的

哈柏马斯把过去西方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强调转化为对“互主体性”的强调,并以此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普遍性。哈柏马斯的交谈伦理学就是要把哲学的重心由重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旧传统转到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康德的道德律是独自式地建立起来的,哈柏马斯则认为道德律应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方式来建立。儒家的道德律是“天理”,是“天”或圣人之“心”的独自的产物,而归根结蒂是封建统治者“天子”的独白的产物,“天理”不容许有任何交谈、商讨的余地。“谏君”和“纳谏”只是君与臣之间的不平等的对话,对话的最后裁决者不是理性,而是君主、天子。孔子所讲的“仁”不是主体性,更非互主体性。墨子的“兼相爱”则颇有主体性和互主体性的思想闪光。在有着儒家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究应走什么方向?是对话还是独白?这还是个问题。     

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

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讲述了主人公丽贝卡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回归犹太身份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犹太移民终其一生在反犹环境下寻求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本文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探讨了导致丽贝卡身份变迁的主要原因：第一,丽贝卡从隐藏犹太身份到追寻美国身份并不是美国文化简单地消解、同化犹太文化的结果,而是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历史汇合;第二,丽贝卡回归犹太身份也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否定,而是其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即犹太文化始终以各种方式制约、规范和影响着美国犹太移民。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论数字意象“五”文化缺省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

对于一般的西方文化读者来说，数字“五”的文化意象没有任何联想意义，理解时势必造成文化缺省，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数字意泉“五”的重构就成为译者必须慎之又慎的任务。本文探讨了“五”宇所蕴含的传统汉文化，及其译成英文的方法．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是刑法解释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之间、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立法解释之间以及刑法立法解释之间是否存在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并不涉及溯及力的问题,无需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探析

马丁·布伯认为人在世存在的本质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艺术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对话关系的本质体现,艺术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间的关系是“我-你”对话关系;马丁·布伯的宗教对话美学思想对巴赫金和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普遍价值的基础——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提出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这一重要思想却被学界长期忽视。什么是＂共同的＂活动方式？如何认识＂共同的＂实践活动？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普遍价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诸多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共同的＂,即人的实践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的＂实践内容应包括现实世界实践关系的共同性、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性、人的形而上存在的共同性,以及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共同性。明确实践活动的共同性也就是肯定实践法则具有共同性。马克思的＂共同实践＂思想为普遍价值奠定了基础。是对传统哲学关于抽象的理性或感性共同性的彻底翻转。通过理解＂共同实践＂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普遍价值的认识,可以树立真正的＂普遍价值观＂,抵制＂普世价值＂,反思将价值问题狭隘化或绝对化。     

“对话”的张力解读

＂对话＂本是主要针对宗教之间的对话。从对话的目的在于减少冲突的角度看,对话的意义和范围就不应仅限于教义、教理。因为,宗教现象始终处于和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关联中,同时,这些要素自身也会在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有所变化。本文认为,对话应该有更广的范围,宗教团体、民间社会和政府管理系统是可以参与到减缓张力强度的对话框架中的三个社会系统。在对话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注意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的关系,我们若不能理解主位的限制,就难以化解紧张关系。     

“反理论＂的真相及意义——以罗蒂、费什为例

理查德·罗蒂与斯坦利·费什两人往往都被文艺理论界简单地斥为＂反理论＂者。事实上,就罗蒂而言,这与其反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紧密相关,所谓＂反理论＂即是反本质、反实体、反基础,而且,虽然罗蒂否定哲学充当文学的基础,但他并不认为文学完全可以摆脱哲学的影响;就费什来说,尽管其＂反对理论”的口号的确易生误解,但他实际上反对的是大写的、本质主义的不变理论。这是他们＂反理论＂的共同真相及意义所在。     

审美形式：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

文学本性认识的核心在“关系”,这种“关系”的初始内涵需要回到现代起始理论“表现说”下的“审美形式”思想中去考察。审美形式创造并非作家心灵的纯然表现,而体现为一种“反思性直觉”的创造方式,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审美在性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主体性”、“关系性”、“话语性”构成了审美形式认识的三个层次,而“关系性”既是审美形式的主体性和话语性中介,也是审美形式认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