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

重视文本研究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的"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细化分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研究的毛泽东本人所写的"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并借鉴文本学的相关理论范式,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三大类;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著作、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实现上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并在研究中更加自觉、规范地将"多元文本"有所区别、有所选择,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多重文本构筑下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研究 ——兼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历史文本、思想文本以及二者在实践中的交汇融合分别构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的基底、基质和显象.以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主线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的基底、基质和显象共同揭示了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围绕青年毛泽东发生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历史文本;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思想本体,建基其上构筑了思想文本;思想与实践的交互验证整合了历史文本与思想文本,二者层叠交融、共同构筑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史.可以说对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的解读就是对构成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的多重文本的解读.     

鲁迅文学译作的副文本探析

作为＂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副文本＂分析对译作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翻译家鲁迅不仅留给国人大量的译文文本,而且还留有丰富的关于翻译的书信,以及围绕这些译作所写的序跋。文章试图以鲁迅翻译的译作中的序、跋、附记、目录、插图等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副文本作为鲁迅译文文本补充和扩展的平台、鲁迅在译文中显身的平台以及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对中国文学翻译所做的杰出贡献。     

文本性思想与非文本性思想——略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

"文本性思想"与"非文本性思想"组概念的提出缘于鲁迅关于传统文化的一段论述。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不能混同。鲁迅的思想革命以非文本性思想为革命的中心对象,因此鲁迅思想批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鲁迅的思想批判几乎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其思想批判的对象和范围常常越出了单纯"思想"的范畴,也因此,"反封建"这个定语无法限定鲁迅思想革命的性质和范围。     

互文性理论“结构主义文本观”研究

针对学界对互文性理论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的建构功能重视不足的问题,分析了互文性理论结构主义文本观的主旨思想,即尽管文本的意义来源于互文关系,但是文学批评能够追寻、描述并确定文本的意义。通过评析互文性理论结构主义文本观的区别性特征,论述该文本观在互文性理论中应占有的理论地位,旨在弥补当前学界对互文性理论阐释方面之不足。     

依据文本特征进行阅读教学

依据文本特征进行阅读教学是阅读教学的基本要求。据此,必须对文本的特征有准确的理解。文本是以作者的个体生命精神为能源,以语言艺术为中介,通过作者心灵的发酵生成文境而呈现出来的。依据文本特征进行阅读教学的精义就是调动学生的心灵智慧,沟通学生的心灵与文本的联系,让学生触摸文本,感知文本,融入文本,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     

“文革”时期毛泽东生平传记的文本研究

"文革"时期,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一些群众组织和单位编写、翻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内部资料,其版本之多,数量之大,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但是,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无非是翻印和重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马玉卿的《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文本。这些文本的毛泽东生平传记,除斯诺文本、萧三文本外,其他的虽然有不少个人崇拜的东西,但从另一角度看,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生平传记文本,对于我们今天完整、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说过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感到与鲁迅心灵相通可能是在深层次的心理体验和性格特征方面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强烈的孤独者的感受和抗争心态.以及极其自尊、极为敏感,反对恕道和中庸.在表现形式上,鲁迅主要是通过小说、散文特别是杂文等文本呈现,毛泽东则主要通过讲话和少数的文章反映.通过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深刻而独特的体验和批判,鲁迅一生致力于个人主体精神的确立.而这必然会与强调理论权威和绝对统一的文艺体制相矛盾冲突,于是有了胡风的悲剧和毛泽东对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回答.     

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溯源

当前学术界在对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思想展开研究之时，往往忽略了其文艺批评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思想精髓的继承而形成的，其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数字人文视野中的文本与文本性问题反思

作为20世纪文艺理论中两个颇为核心的概念,文本与文本性从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着异常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无论是从语言学讨论作为语言人工物的文本,从新批评的角度来讨论作品与文本、文学性与文本性的关系,从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与文本关系进行重新定义,还是从文本与书籍、文本性与互文性的角度来进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话语建构,亦或是从文化研究路径出发对社会阶级、文化现象、意义生产进行文本化反思与批判,文本与文本性在不同的思想与理论框架下具有着不尽相同的指涉意义与范围。尤其是在数字文化时代,作为电子文本的文本,其边界在信息技术环境中被进一步打开,被作为信息而重构,被作为数据而被计算机处理。这也为我们研究文本及文本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契机。     

文学语篇中的语义韵结构研究

语义韵是指情感在语篇中流动所形成的语篇情感氛围.但是这种情感流动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语言学方面的形成机制尚无人研究.文学语篇中的情感流动也许应该是由情感词汇和级差手段构成的语义韵域在语篇中滚动所形成,其中以情感词汇为基础,级差手段为辅助.     

通感隐喻与文学语言的翻译

由于人类文化、认知背景和认知能力的差异,言者的隐喻意图和听者对隐喻理解的差异,通感隐喻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被舍弃或淡化。本文采取认知语言学的视角,通过实例分析,论证在文学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保留通感隐喻的修辞特征,可以透视文学家独特的心理体验和认知过程,保持原文的艺术性。     

文本的意义空白与不确定性——兼谈文学翻译的审美效果

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通常是用来表达或增强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的。文字译者在翻译处理这些“未定点”时就不能不顾及它们潜在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翻译的影响与操作。而采用化隐为显的办法,往往会使文本的文件价值、诗学功能和审美效果丧失殆尽。对读者而言,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原来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和反思就能获得的审美愉悦。     

文学文本的自我生产性及文本场

文学文本的生成不能直接归结于作者个人的创作结果或社会的决定作用,而要追溯到文本场的自我生产。文本场是指一组不同的文本资源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是由于文本场的作用,使得一定作者、一定社会的文学文本既具有丰富性、差异性,又具有相似性、决定性。所谓创作的自由只是文本场及其生产方式的规定性的表现;创作中的偶然只是文本场自我生产内部逻辑的必然。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强调文本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二是提出文本场的概念并对其机制、作用及其和作者的创作自由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论当代中国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的艰难转换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艰难性及其深层原因，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下对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读者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接受与追求作品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变成了对于文学刺激性与消遣性的阅读；读者主体性在退化，读者与一些追求世俗化的作者共同联手解构当代文学的理想精神，从而使得表面繁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在退化衰弱。大量的文学文本存在也仅仅是一种缺乏读者的潜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要实现其文学作品的转换，当下读者必须经得起时代的物质考验，要培养自己阅读经典的兴趣及从整体上提高读者的文学意识。     

文本的联姻:马克·吐温与莎士比亚

模仿文本与被模仿文本之间呈现出互文或超文的关系,前者为文本间的共生关系,后者是文本间的派生关系,其具体运用便是超文性仿作、戏拟与滑稽反串.细读<赫克尔贝里·芬历险记>,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多处对莎剧的超文性仿作与戏拟,其中包括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情节模式的超文性仿作以及对<理查三世>、<哈姆莱特>与<麦克白>经典片段的超文性戏拟.马克·吐温此举一方面是基于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则与其个人经历有关.     

文本的联姻：马克·吐温与莎士比亚

模仿文本与被模仿文本之间呈现出互文或超文的关系,前者为文本间的共生关系,后者是文本间的派生关系,其具体运用便是超文性仿作、戏拟与滑稽反串。细读《赫克尔贝里·芬历险记》,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多处对莎剧的超文性仿作与戏拟,其中包括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情节模式的超文性仿作以及对《理查三世》、《哈姆莱特》与《麦克白》经典片段的超文性戏拟。马克·吐温此举一方面是基于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则与其个人经历有关。     

主体间意识在文本中的对话——析让-皮埃尔·里夏尔的主题批评

让-皮埃尔·里夏尔是法国当代一位充满活力的文学批评家,其批评的理论基础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强调对文本的"直观"和"体验",着重探讨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的范畴.他还继承了加斯东·巴什拉的主题批评,从文本的表层"现象"(主题)分析入手,努力寻找文本深层的主题网络.读者(批评家)在文本这个客体中与作者相遇,在感觉和意识世界中进行两个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由此把握作者的意识或想象世界的结构.     

指称转喻在文学语篇中的诗学功能

虽然指称转喻在文学作品中很常见,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和运用,但目前指称转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称转喻在句子中的指称功能和语篇中的衔接功能,很少关注到指称转喻在文学语篇中的诗学功能.指称转喻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或修辞手段,而且还是文本建构者思考事物、认识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是读者理解和阐释文学语篇的一种思维方式.除了具有指称功能外,指称转喻还具有重要的诗学功能.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