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雅学文献价值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尔雅音义>对<尔雅>的性质、地位、作用、撰人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述;最早对<尔雅>诸篇名义及分篇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较为全面地著录了汉魏六朝注释研究<尔雅>的名家、名作;保存了汉魏六朝时期<尔雅>的注解和读音材料,为雅书辑佚和雅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粮;揭示了<尔雅>的一些用字条例,并校勘<尔雅>版本文字,为后世研究<尔雅>版本和流传情况提供了方便,因而成为雅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链条和环节,对唐以后雅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宋贾昌朝《群经音辨》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

北宋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是有宋一代一部重要的小学文献,也是我国古代继<经典释文>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音义著作.自宋迄清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备受学者们的肯定和重视.前一至六卷汇录了1100多个异读字头的2600多条音义资料,蕴含着丰富的直音、反切、词义、音变构词等语言研究资料,是研究先秦与汉魏六朝时期文献语言的语音、词义和音变构词法等的资料宝库,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     

重建文化共同体的学术自觉——陆德明《经典释文》与隋唐文化共同体建设

陆德明《经典释文》针对魏晋以来经学之讹误、义疏之歧出,以科学的方法,辩证经学之源流,明其传授之次第,諟正音读、文字、义训。陆德明以个人之力而推行了一项国家语言文字规划和思想统一行动,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自觉要求,也是实现天下一统的儒学治世的现实需求;是文化行为,也是思想统一行动,而且援道入儒,以开放的学术理性,开启了一个思想文化统一的新时代,成为唐代重建文化共同体的蓝本,直接启迪了《五经正义》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     

《经典释文》异文新证——以简帛文献为依据

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为主要依据,对《经典释文》中的异文进行观察,利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法,从注音、释义、校勘等方面揭示《经典释文》中各种释文类目的本质,体现新材料在传统学科研究中的作用。     

《经典释文》中“同”的用法及句读辨正

《经典释文》注释文字中的“同”,用作动词,训为“相同”,通常至“同”绝句。按所指向的內容可以分成义同、音同、形同和音义同等几种类型。《经典释文》中的“同”绝无介词用法的用例,几个主项并列采用直接连用和用连词“及”连接的方法。一些著作对《经典释文》中“同”的理解有偏差,出现了一些句读错误。     

《尚书音义》删改发微——以《尧典释文》为考察中心

陆德明之《经典释文》是一部专门的经典释音著作,其学术价值甚为重大,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屡遭删改,今本已不复其本来面目。《尚书》因其版本的复杂性,更造成《尚书音义》原貌的变更,这一情况对该书之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探究其原貌成为《经典释文》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尧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今本的细致对比为基础,结合陆德明之自序,对《尚书音义》之删改情况进行了大致推断,力图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经典释文》“窒”的读音问题

《周易音义》“窒,张栗反.徐得悉反,又得失反”三切同音,涉及“重音音切”与文字讹误的问题.《经典释文》为“窒”所出之音用字颇不一致,情况较为复杂,根据对“窒”字的全部注音的分析,考订出“得失反”当为“得迭反”之误.今本《经典释文》真正的重音是因后人添加音切造成的,故必两两成对,不存在三切相重的现象;凡有三音相同的重复音注,其中必有因文字讹误造成的“假性重音”.根据反切类型及层次,可以推定《经典释文》“窒”字音注的首音原貌大抵就是“徐得悉反”及“《说文》都节反”之类.     

经典的动机与流变——《愉悦与变革:经典的美学》阅读启示

<愉悦与变革:经典的美学>是弗兰克·克默德等关于经典阅读与流变的著述.该书主要探讨了经典阅读的愉悦和变革问题.从该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中外经典作品为例,论证了经典和经典阅读是受动机操纵的;经典和经典的阅读动机会因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受众文化的内涵和族群历史的不同或变革而流变.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演繁露》词语探源述评

《演繁露》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考证名物，对经书、史书及其他典籍中的疑难词语进行解释，为读者排疑解惑。因而，《演繁露》一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处颇多。该书通过词形、语义、语音来探求词语源头，在古音古义的辨正考讹中揭示文字的发展变化，补充字典语词及义项之不足，为古代汉语研究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语料。     

吴玉(挜日)《说文引经考》平议

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是《说文》学要籍之一。《说文引经考》对《说文》的引经或注明出处,或订许书之讹脱,或正经书之衍误,或说明引经的作用,或沟通今经书与《说文》引经的异同,深稽详考,多所发明。不仅如此,《说文引经考》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说文》学中,引经的研究是其一个重要的领域,《说文引经考》是这一领域内的首创之作,它全面开启了对《说文》引经问题研究,在清代的《说文》学著作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囿于学识和时代的原因,吴氏《说文引经考》也存在着不足,如对一些经书的流传未能深知,或对经文用字之不同不能作出正确解释,这些也应当引起注意。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学管钥 异文渊薮：万希槐《十三经证异》探论

清儒万希槐撰《十三经证异》八十卷,将唐以前经史诸子、小学要籍、类书政典及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所引经典异文广搜博辑,逐经逐篇逐句排纂,并加按断考证。其引群书以证群经,囊括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之法,而尤以他校为特色。该书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性质,征引宏富,体例详当,对异文的考订涉及本字借字、异字俗字、衍脱讹倒、古文今文及史料异同等诸多类型。这对于考察写本时代经典古本的面貌及流变,对经典文字校正和训诂阐释,对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

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匕经小传》开始,王质的《诗总闻》有推波助澜之功。王质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有时影响到对经典的解读。王质《诗总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的论说是“以意细推”,细推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将《诗经》“降格”、纳入历史中,以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建立联系,二是以当时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诗经》,以显示古今虽隔而人情不远。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古文献研究的新方法论与现代性解读——读《〈焦氏易林〉研究》

秦汉时期的典籍散佚严重,如何利用匮乏的文献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的理论分析与论证,是目前学术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以《焦氏易林》一书为例,其涉及的内容广泛,包罗全面,囊括了汉代经学、史学、文学、社会、宗教等多个方面,由于可供参考利用的史料比较匮乏,直接影响了对其进行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李昊《〈焦氏易林〉研究》一书另辟蹊径,在钩沉、疏通训释有限的史料基础上加以陈述、论证,综合了经学、宗教、语言学、文献学等各学科知识,对《焦氏易林》一书做了全新全面的文化学阐释,显示了其开阔的视野、翔实的材料、审慎的考辨；同时,其论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仅是一部难得的《焦氏易林》研究力作,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作者开辟了一种古文献研究的新视角,为史料匮乏的中古文献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现代性解读方法.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