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策略——以广州启智队为例

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对民间组织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那些运转独立、具有自治性的草根组织,为获得形式上的合法化,也自愿被吸纳进官办组织体系之内.它们实际上属于草根组织的范畴,在我国为数众多,影响力也较大,其运作方式和行动策略与官办组织和其他草根组织都不同,但却很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运用资源依赖理论,以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辖下的启智队为例,分析了其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关键资源和掌握这些资源的组织,以及为了使资源最大化,同时减少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以提高组织的自主性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策略,包括通过合作建立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资源内部化和强化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等.这些行动策略的显著特点是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左右逢源,并在生存与自主之间取得平衡.它很可能是合法草根组织可以选择的一种核心策略.启智模式也预示着我国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可能前景.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关于深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社会改革的全球化背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历程和社会体制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目标模式问题。从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社会理想出发,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确定为"自治社会体制",实现这个目标模式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处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个转变,目前亟待从观念、方法、主体和机制等方面解决一系列制约社会体制变革的重大问题。     

演进中的苏南现代化模式:路径依赖与未来转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苏南现代化模式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经常引发争论,甚至遭到质疑。近30年来苏南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而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量则表明,苏南现代化进程虽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路径,整个苏南地区基本上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局面,苏南现代化模式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根据现代化的特点、现代政府的发展特点和文化历史传统,未来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以及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型,必须采用改革基层政府体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养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等多元并举的变革策略。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若干理念辨析

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需要新的理念支撑。"公民社会"的提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据,甚至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建立法治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不仅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要求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应当是构筑"强社会、强政府"。自治民主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保障和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治。     

论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兼论“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政治产物，他所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当今社会中的“社会矛盾”这一概念在实质内涵、解决方法、持续时间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区别。正确评价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应从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等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合理运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儒家“活法”与儒式公民社会

所谓儒家"活法",是指由传统儒家倡导的义理,经历史流变而内化为人们所广泛践行的柔性社会规范,它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上的一种传统而又现实的"微观制度"。基于儒学义理两千多年的社会化历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征,其公民社会可界定为儒式公民社会。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与制度供给模式来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在理论上会形成误判,而且在制度构建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任何外交哲学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主权国家对于其所依存世界的＂总的看法＂;（2）主权国家对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的＂总的看法＂;（3）主权国家对其与当代世界究竟如何互动的＂总的看法＂。＂文明交往论＂作为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它所包含的＂和谐世界论＂、＂文明自觉论＂、＂交往文明论＂等分析范畴正好对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国家与社群的误读——论刘禾教授《个人主义话语》一文的问题

刘禾教授的《个人主义话语》一文存在一些对思想史料错误的解读，根本原因是她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社群观念相混淆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刘禾教授在考察五四时代的思想时没有摆脱“救亡—启蒙”的认识模式。     

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有没有文艺复兴”的讨论。从文化发生学来看，在中国的百家争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各自的历史时期之前，中西方社会都是一种封建领主制社会。另外，从社会变迁与转型来看，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经历着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型。而且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现新的人、新社会是相同的。而另一方面，中西方社会有历史的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因而转型的结果会各不相同。基于此，从社会基础、历史趋势以及历史的使命三个层面，对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进行历史比较。     

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特点及演变

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和整个进程,可以通过三条主线概览:即皇权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二元结构,它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在阶级对立社会中,历史运行的基本内容和纵向画面;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性在行政制度上同一时空中的横向展现;新中国新旧体制转换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既是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良性政治主体的构建——基于对“公民”和“人民”范畴演进的考察

公民社会的兴起在当下中国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化与法制化进程加快了这一趋势。"人民"这一概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巨大,而"公民"的自主性与"人民"的整体内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认为两者可以自行融合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而只强调其中一个而拒斥另一个的做法在当下也已经不具可行性,更无法化解矛盾。梳理两个范畴的演进,清除对其逻辑起点与理论渊源模糊片面的认识,勾勒出切合实际的良性的政治主体的形象,对当前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