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返魅重释

当下文学经典深陷"去经典化"的泥淖而遭粗暴"大话"、"改编"和"戏仿",文学经典如何抽身再经典,重释文学经典、厘定经典的品性和功能是行之有效的路径。文学经典在时间上是历史的、连续的、永恒的;在从空间上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具有话语张力性、审美指向性、形上超越性以及净化、审美、文化等特点和功能。当前去经典是经典适时的自我调整,足以相信在经典、去经典和再经典的否定之否定后,文学会开辟新的天地。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从文学身份视角论20世纪学者散文经典

20世纪经典散文的书写者几乎都具有多重和“他者”的文学身份。从身份的角度嵌入散文研究，是从90年代“学者散文”研究开始的。“秋雨散文”创造了散文阅读史上的“巅峰时刻”，与其“公共话题”的选定、融入文化历史与人物形象的文学语境以及精美典雅的激情话语密切相关；同具有学者身份，钱钟书和鲁迅的散文作为20世纪的散文经典，具有学者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特质，而“秋雨散文”在提升读者的文化品味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教学改革

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使文学经典重现魅力，重获活力，首先要与“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其次是用审美标准统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教学；最后是重新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多元文化与当代美国文学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之后,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主导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思想,它进一步催化了美国文化内核从单一的主流价值观向文化的多元主体转变。在文学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曾经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非欧裔作家和学者,积极振兴民族文化、表现民族特色、争取民族话语权。大量的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彻底转变了美国文学的传统走向。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苏联文学并非昨日黄花

这是一篇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论文。文章对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体之一的苏联文学进行了整体性的观察,作出了三个判断：苏联文学的影响比苏联这个国家的影响更长远;苏联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不能否定;苏联非主潮文学不能与主流文学同日而语。最后得出结论：苏联文学并非昨日黄花。     

“文本细读”与“红色经典”的当下接受

长期以来，“红色经典”普遍受到冷落，不少当下青少年人群对这时期的作家作品比较排斥，难以认同，甚至存在逆反心理。直面作品，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拂去蒙尘，消除对“红色经典”的隔膜和疏离感，真正回到文学接受的关键。     

百年视阈下的《焦氏易林》研究综述——以哲学、文献学为视角

《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自唐朝始至明清时期即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现当代《焦氏易林》研究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除文学研究外,有易学名家尚秉和领军所进行的易学研究。学界还对《焦氏易林》的思想价值、文献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而对《焦氏易林》的注译工作也纷纷展开。《焦氏易林》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某些领域依然还有研究的必要,如《焦氏易林》大量援引先秦典籍,考察其与先秦典籍之关系,有助于发掘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体认其性质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