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更革论

刘知几的《史通》一书中,蕴含着中国史学更革变化的思想。《史通》研究者多注意刘知几讲史法义例一面,很少有人说到他对于史学更革的研究,偶有言及也都语焉不详。吴怀祺先生在近著《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中,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通而不通”——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矛盾之处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以史学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史学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倡导秉笔直书、善恶无隐的实录精神,但又激扬名教,袒护为君亲隐讳;他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敬仰推崇,但又疑古惑经,直陈其虚美隐恶等不实之处;他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又不排除灾祥符应的存在。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有诸多矛盾之处,对这些矛盾加以归纳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吕思勉《史通评》关于古代史学发展沿革评论初探

吕思勉先生所著《史通评》是对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史通》一书的专门评论,他对《史通》的研究主要通过逐篇评论的方式,通篇来体现自己的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观点。本文选择其中四篇有关古代史学发展沿革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究。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清代学者黄叔琳说:刘知几《史通》一“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今人张舜徽教授说:“综观《史通》全书,……得与《文心雕龙》分途并驾,同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

本文将《史通》置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大势之中，指出刘知几以儒家人伦社会思想为历史学确立了一整套的方法和规范，从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刘知几的审读观

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对圣贤、名著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恰当的原则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一部优秀的书稿,体例要严整,名称与内容要相符。这两点是刘知几审读的重要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审读书稿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刘知几《史通》是一部史学名著 ,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系统小说观念的学术著作。他以史学叙事原则规范小说、否定小说的独立文体地位 ,却在事实上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他将“偏记小说”分为 10类 ,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小说文体的精细辨析。他总结的小说文体弊端 ,说明了小说独立的文体特征。这些都在实际上为唐代小说的文体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评刘中艳博士的《主题饭店体验设计研究》

刘中艳博士《主题饭店体验设计研究》一书,视野开阔,体系科学,观点新颖,其出版不仅丰富了主题饭店理论研究的园地,而且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主题饭店研究的空白,是一部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创新之作。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论叶燮的诗学批评

从贯穿《原诗》的主导思想来看，叶燮延续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批评，其“知人论世”说、对人格批评论的推崇和应用等均有鲜明体现。从文本内容来看，其“创新求变”思想尤其突出，叶燮据此以历史价值为准，不仅理论上积极呼吁倡导，而且创作实践上以身作则。从古今、中外的宏观视野来看，其“新变”观承传刘勰、袁宏道而来，对蔓延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复古论调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与解构，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对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是一次警示和启迪。从文体言说来看，《原诗》破立结合、点面结合批评方法的运用，使该著具有尖锐、犀利的文风，于强烈的逻辑思辨性之外，亦有某种品鉴与感悟的诗性。     

究际通变 匡发赋奥——评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

刘培先生是活跃于学界赋论方面,近期颇引瞩目的知名青年学者。《两宋辞赋史》即是刘先生沉潜宋赋研究多年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专著对于辞赋研究,特别是宋代辞赋研究是大有拓荒之功的。此外,这部专著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宏观方法论层面,融通文史哲,将宋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具象研究方法层面,采用究际通变,洞源索流的方法以图宋代赋坛真貌;文化史层面,发掘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史、文化史现象。同时又兼具实证之史实与滂沛之文采,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