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总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笔者认为,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西晋文学理论家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发展,本文拟从文体种类变化、文体秩序安排、文体特征阐释、体系建构等四个方面,分析陆机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性,并从中探讨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魏晋"自传"简论

魏晋时代,中国古典传记文学中的自传摆脱了传统史传文学的巨大压力,以独立的文体形式出现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论文本着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文体观念为基本出发点,在文中首先对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分类作以梳理,明确了中国古典自传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对"自传"这一概念作以历史的追溯,分析了魏晋自传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状况;最后对魏晋自传的文体文风两方面作以深入剖析,确定了魏晋自传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总之魏晋"自传"在文体上已经独立,并趋向统一;魏晋"自传"是后世自传文学的典范,他规定着中国古典自传的民族特色.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袭古而弥新——陆机“拟古诗”新探

"太康之英"陆机是有晋一代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模拟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拟古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拟诗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旨在针对历代对陆机拟诗评价较低,且评论者多认为其一味因袭原作的观点进行反驳,指出陆机拟诗创作在由质朴变文雅的过程中,实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创新,是其"袭古而弥新"理论的具体实践.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论90年代"后金庸"新武侠小说文体实验

90年代的武侠小说,在武侠电子媒介和武侠文化研究的推激下,由香港的温瑞安和黄易等表现出了不同于60至80年代的新的特色.在文体意识方面,由传媒的变化和网络的发展形成了武侠文体的"后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武侠小说的文体扩张与文体渗透.武侠小说在90年代的成就,总体来说虽有不足,但新一代武侠作家(包括武侠多媒体艺术的创作者)已经具备了某种思想探索与文体实验的先锋性,这将是雅俗整合中新的文体格局形成的契机.20世纪初武侠小说文体发展中出现过的颠覆、沉寂、创新的过程,又将在新的世纪重现.     

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观念体系中,"文体的复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在理论上对"文体的复调"的标举以及创作上对不同文体杂糅的实践,既遵循了其自身艺术的内在逻辑,也映现了当代小说写作的一个潮流──跨体写作倾向,从中还可发现昆德拉这位自觉的文体革新者对小说历史渊源及未来走向的认识。昆德拉在"小说文体复调"方面的实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前文学创作中文体形式的嬗变特征。     

"五经皆文":《文心雕龙》潜在的逻辑前提--刘勰的"宗经观"新探

"五经皆文"是刘勰在<宗经>篇里集中提出并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刘勰为"文"之"宗经"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而且在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清理,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据以产生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渊源.     

陆机与连珠体

陆机之前,连珠体式多种多样,尚未成熟。连珠体式在陆机这里相对稳定,达到了成熟。陆机使连珠体走向成熟的原因在于其文采与连珠体互相凭借,其好思索现象中道理的性格与创作连珠体作品的要求相契合。陆机连珠体式为后代大多数连珠作者所遵循,成为连珠体的基本体式。陆机在连珠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 的开创者之一

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的说法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朝花夕拾》和《土仪》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可以知道,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创作潮流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的系列文章应该是高长虹的《土仪》而不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别样"的呐喊--重读《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译作《默》和《谩》

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默>和<谩>作为<域外小说集>中鲁迅亲自翻译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是鲁迅留日时期借"异域的文术新宗"来改造国民灵魂所发出的一声呐喊,体现着鲁迅"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和与其理解的文学本质相适应的创作方法和风格--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合.     

“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张华何以如此激赏陆机

陆机北上入洛,得到张华的激赏,顺利的融入到洛阳贵族群体。那么,张华为什么如此激赏陆机兄弟？其原因有三,一是陆机玄妙的谈吐、不凡的仪容气度得到了张华的认同。这与西晋仕群体的品评风气有关。二是陆机的博学的旨趣、奇高的才情、典雅的诗文及预流式的文学观念,得到张华器重。这与张华的文学领袖身份和对文学命运的思考有关。三是张华政治上力主伐吴,陆机作为吴国的文士的代表、＂南金＂领袖被张华延引,增加了张华的政治砝码。这与张华的政治身份有关。     

千古一梦:谈“黄粱梦”

“黄粱梦”出自唐代著名传奇作家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约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期间。就各方面影响来看,堪称千古一梦。《枕中记》今传《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二本,异文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黍与黄粱之别,后者便于在诗词用典中遣词造句,因此最为流行。《枕中记》的基本思想是人生如梦,这是古人基于人生经验形成的一种人生况味和哲理思考,这一思想导源于道家。《枕中记》脱胎于《搜神记》和《幽明录》中的焦湖庙柏枕故事,作者大大扩展了思想内涵,表现出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对追逐功名富贵的自我否定。但大梦难觉,说到底所谓人生如梦只是失意者的失落、迷惘、无奈。由于黄粱梦的巨大影响,古人在邯郸附近附会出卢生入梦之地黄粱店,并建吕翁祠,古来题咏极多。而在八仙信仰普遍流行的背景下,将吕翁附会为吕洞宾。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