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言会甘肃传教史述论

圣言会是由德国神父杨生1875年创立于荷兰小城斯泰尔(Steyl)的一个国际性天主教男性传教修会.1879年,首批圣言会会士安治泰和福若瑟抵达香港,揭开了圣言会对华传教史的序幕.中国西北地区曾是圣言会在华传教的重镇.1922年,圣言会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手中接管陇西(兰州)代牧区.至1953年,圣言会先后派遣数十名会士到甘肃传教,建立了几十个传教站,施洗了大批华人教徒.在艰辛传播福音的同时,圣言会还在甘肃积极推广现代教育,大力开展社会服务,审慎处理与当地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众的关系,对其时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影响甚深.圣言会在甘肃传教的历史,是20世纪上半叶所有西方教会组织在华传教史的一个缩影.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

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于明末入华传教,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了其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的路线外,当时王学勃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一方面王学的风行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输入环境,另一方面两者的某种契合是天主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基础。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出版管理——以耶稣会为中心

明清之际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会为对这种出版活动进行管理，引入了欧洲的书籍检查制度，并根据中国传教区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变通。进行预防性的版前审查和发放印刷许可几乎构成了教会出版管理活动的全部，前期的管理由设在印度果阿的教会法庭执行，后期的管理则由在华传教的修会执行，措施逐渐走向现实可行。     

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基督宗教曾多次传入宁夏地区.近代以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和新教"内地会"在宁夏进行了长时期的传教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借鉴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改教时试图保持原有的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应用这一命题对传教士在宁夏所面临的传教阻力、传教策略和传教效果进行了分析.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

罗勒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传教士,他从1847年便致力于探寻到西藏传教的途径,于1854年从滇西北潜入察瓦龙,创建崩卡传教点,成为清代第一个进藏开辟天主教社区的西方人。1858年和1865年,西藏噶厦政府两次用武力扫除察瓦龙的教会势力,传教士逃往云南,这成为天主教在藏边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诸多新传教社区的起点。因此,无论在西藏或云南的天主教史上,罗勒拿都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目前所见有关罗勒拿和藏地天主教的研究,多未能系统利用清朝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以致相关的论述或失之简陋,或谬误甚多。有鉴于此,主要依据清档中涉及罗勒拿的史料,在参考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将该传教士在滇藏边界传教活动的史迹加以梳理,并借此厘清19世纪中叶天主教向西藏传播的基本线索。     

天主教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探析——以湖北利川为例

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在利川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具有历史渊源的。天主教在湖北利川传播的历史状况、传教方式及其演变过程，不仅有其独特原因和特点，还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当地土家族人民的生活及其宗教信仰产生了广泛影响。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天主教修会传教中心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开拓中的作用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西班牙国王从罗马教皇处获得了保教权,西班牙成为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是剑与十字架同行的,天主教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天主教修会更是充当了先锋。与在俗教会不同,修会传教的对象更多是农村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完成了对西属美洲中心地带定居印第安人的传教工作之后,修会的传教工作又转向了西属美洲的边疆地区。在新西班牙的北方地区和南美洲的拉普拉塔地区,都分布着大量的修会传教中心。修会传教中心在边疆地区发挥了多种功能,在文化上传播天主教信仰和欧洲文明,在军事上防御外国人和敌对印第安部落的侵扰并加强内部纪律管理,在经济上从事生产和贸易,在政治上为建立新的社区和行政单位打下基础。尽管修会传教中心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及其带来的疫病导致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激起印第安人的反抗乃至起义,其对印第安人的宗教皈依和文明传播的目标也未完全实现,但修会传教中心的确与西班牙国家一起塑造了一个与军事、政治边界平行的精神文化边疆,修会传教中心是西班牙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近代博览会视角的土山湾美术工艺品创作

伴随着欧洲“中国热”渐入尾声,基督教传入中国,引发了东西方艺术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与和解。西方列强入侵迫使晚清政府的思想观念从固守“天朝中心论”转变到接受“万国观”。在此背景下,中国美术工艺品开始以参展博览会的方式走向国际舞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美术工艺品就曾多次参展世博会并屡获大奖,进而形成了一种融合宗教、文化、技艺、经济等的土山湾美术工艺现象。土山湾的艺术创作反映了中国传统手工艺传习方式受教会和西方技术影响而发生的被动转变,客观上推动了中西工艺美术交流与上海工业化进程。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