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汉代家庭继承制度的社会史考察

汉代家庭的形态无疑与家庭继承制度有很大关系。在诸子均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汉代形成了以个体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与父母或未成年弟妹"同居"的家庭,已婚兄弟同居及数世同居的大家庭为数极少。争讼与让财是汉代家产继承中两种相对的现象。宗族亲戚和乡里在家产继承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上,公权力的干预让位给了乡里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社会是一个乡里社会。在家庭继承关系上,汉代家庭女性虽具有一定的继承权,但女性的继承权还是受到限制。宗祧继承的观念对汉代家庭继承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风烟不散过云楼

过云楼是苏州怡园的文化图腾。这座在清代几与狮子林争胜的私家园林，正是借助过云楼的文化象征资本，不仅成就美景，也成为吴地收藏、鉴赏、交游的中心之一。过云楼收藏的名画书法、佳刻名抄、珍秘善本历经主人顾氏家族几代人的传承，成为中国文化“家产”中的“佳产”。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略述丽江古城及茶马古道上的“房东伙伴”贸易

在“茶马古道”上长期的纳西族、藏族贸易中,滇西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产生了一种别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房东伙伴贸易”,它是在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特别流行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贸易中,历史上,它随着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看出,在明代木氏土司统治迪庆时期,纳西族与藏商的贸易交往十分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就已有了“房东伙伴”的商业贸易习俗。这一贸易习俗到清代以后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西北和西南的其他例子也可看出,这种最初基于经济互助、贸易往来的“伙伴家庭”关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商贸和生产上交往较多的相邻民族。这种各民族特定的基于家庭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和睦和谐、相帮互扶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动力。     

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论清代贵州妇女的诗歌创作

清代贵州,妇女诗歌创作十分繁荣。这些女性的诗歌作品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清代贵州的自然、人文、家庭、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表现出以诗志史、书卷味浓与意境清幽等独特的艺术特色。清代贵州妇女诗歌创作兴盛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氛围、家庭氛围以及文化交融之影响。     

越南岱族家庭——传统与变革

岱族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岱族家庭传统的婚姻制度、家庭形态、规模及结构、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作用、家庭劳动分工、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都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随着革新开放政策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变,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越南岱族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些变革给岱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仍不丧失岱族家庭的民族本色。     

晚清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

学界以往对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普通家庭的土地经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揭示了一个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实态。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祁门塾师胡廷卿,通过继承族产、祖产和购买的方式获得少量土地或土地权益,其中族产与祖产是其土地的主要部分。通过继承族产与祖产所获得的土地,一般以共有的形式出租,或与人合伙经营林木,而其购买的土地则种植茶叶。以宗(家)族为核心的共有土地是他获得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茶叶收入则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获利也最多。这一土地经营模式,既与徽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徽州民众能及时因应晚清国际市场的变化。     

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看法不一，本文就作为宗族社会经济基础的族产作了考辩。作者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论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宗族类总集的编纂高度繁荣,可谓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对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和特征初步梳理可以看出,清代宗族类总集不仅数量惊人、分布范围辽阔,而且在亲属关系、作者身份、著述形式等方面也复杂多样,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宗族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宗族文人群体的大量兴起与自觉意识。     

族内过继与宗族维系——以清末民国“地良十八家”龙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民间文书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即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地良十八家"龙氏宗族为个案,通过对其见存过继文书的解读,考察清末民国族内过继的程序,得出继嗣确立时遵循血缘优先、长子不出继、族戚为证、财产补偿四大原则,并简要探讨族内过继对宗族维系的积极作用。     

从天柱文书看侗族社会日常纠纷与协调机制——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研究之五

清代以来,侗族民间产生的各种文书中有许多事涉分家析产、离异休妻、家庭事务调解和邻里纠纷的文书,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引发事端的各种冲突在传统习惯法调节下得以解决;调解时的法理依据与手段,往往通过族长、或族中有威望长者、文化人身份的乡绅斡旋;侗族传统社会的协调机制,从文书中看在法理上是与"侗款"相一致的习惯法,在程序上则是族长等乡族领袖——他们是习惯法的传承者,也是执行者。     

清代以来宁波史氏、陆氏宗谱编纂活动

宁波东乡下应街道的史氏、陆氏,乾嘉时期开创了家谱的编纂。开创家谱编纂的是族中读书人,如秀才,甚至举人,尤其是塾师。两村开始由族内人员承担编纂工作,晚清始聘请职业谱师或著名学人来主持宗谱编纂工作。史氏、陆氏家谱开始多为稿本、抄本,晚清以后开始有印本,印刷数量有限,这是保密意识所致。两族形成家谱编修传统后,坚持续修达六次。民国后期的家谱编纂,在外经商的村人参与了编纂,体现出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新趋势。     

清代闽西商业发展研究

分析指出，清代，闽西的商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逐步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也逐渐繁盛，商品流通趋于活跃，闽西商帮的商贸之路也逐渐拓宽，闽西商人的身影活跃在全国各地。同时伴随商业的不断发展，闽西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家族、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地方乡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家族精神的文学传承——以近世苏州瓜泾徐氏家族为例

作为世家大族,苏州瓜泾徐氏有其深厚的家族精神传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忠孝节义,一为经世务实。瓜泾徐氏的家族精神传承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具体而微的彰显,而在明末清初这样的特殊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徐汧父子的诗文创作则又是其中之典范,显示出重要的时代价值。     

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宗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域、文化背景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章论述了清代以来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点,认为明代入桂的回回人世系相继不辍、人丁繁盛,桂林回族士绅阶层的形成及修谱建祠、设置族产、会族等活动的开展,是推动桂林回族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宗族活动传承伊斯兰文化,宗族迁徙影响回坊兴衰,宗族功能的不完整性是桂林回族宗族的主要特征。     

金陵张氏家族研究综述

张氏家族是明清易代之际祖籍金陵的武将世家,但族中成员张如兰、张可大、张可仕、张怡等人皆好文学,在金石书画上亦有一定造诣。该家族作品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记载和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建国以来学界涉及到该家族成员的研究论文主要以其家族的文学交游、作品引用为主,亦有少量以其家族成员或作品作为重点论述研究文章。     

从重商到崇儒:清末以来官桥陈氏的变迁

官桥陈氏藉由陈士芳经商于浙赣两地而发迹于清同治间，继而通过陈训正的多方努力，不但从商户转型为官宦之家，而且完成了从重商到崇文的门风转向，终乃得益于陈布雷的笔耕及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成为海内知名的浙东“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