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邪不压正》:从土改工作到“问题小说”

1946年,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作家,其影响力迅速扩大到全国;同时,1947年底,太行老区的土改遭遇了严重的"左倾"问题,他作为工作团副团长参与到"纠偏"运动中。小说《邪不压正》通过显现土改过程中治理关系的变化,显示出赵树理的历史理解:土改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政策,而首先在于解决了村庄内部积聚的矛盾。然而,据实反映土改中的"问题",与叙述总体历史其实存在隐性的矛盾,这也构成写作的内在焦虑,并使《邪不压正》的叙事形式显得格外紧绷。     

孙犁土改小说的“聚-散结构”

孙犁小说中隐含着"聚-散结构"。其抗日小说是民族突围,核心是"聚",叙事模式是"拟家结构";土改小说是政治突围,核心是斗争,叙事模式是"聚-散结构";芸斋小说是个体救赎,核心是"散",叙事模式是碎片式结构。由聚到散,是孙犁小说呈现出来的总体叙事模式,并在土改小说中得到最生动具体的演示和说明。土改时期,人们以各种方式聚在一起,但聚的目的是"分":"阶级划分""平分浮财""斗地主分田地"。在聚散结构里,各种力量胶着、斗争,社会系统空前活跃。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欲说还休之间——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潜在意蕴

一直被视为纯粹政治化小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深层还包含着潜在的意蕴。具体有如下几点：通过对土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来暗示阶级斗争的残酷；政治语境内继续的批判现实主题；革命风暴中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小说潜在意蕴的存在正是作者在不能自由书写的因境中执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具体体现。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思想和艺术的深湛结晶 ——简论孙犁的《芸斋小说》

《芸斋小说》是晚年转向散文创作的孙犁向读者奉献的惟一一本小说集。作家怀着 仁慈的警世之心,把他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对人世百态的领悟从容地概括熔铸在一个新的形象系列之中,充分显示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同时,《芸斋小说》的语言也相应地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随着时间的陶冶,人们必将深刻地认识到,《芸斋小说》是孙犁思想和艺术的深湛结晶,堪称一代文学大师的垂范之作。     

“伤痕”与“反思”小说中“受伤者”的形象分析

"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当其为"知识分子"时,常常被设计为"革命知识分子";当其为"女性"时,常常被想象为等待男性拯救的"少女"形象或寻找父亲的"女儿"形象。在关于"受伤者"的身份设计和性别想象中,既展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又演绎着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     

人与蛐蛐的隐喻呈现——解读毕飞宇的《蛐蛐 蛐蛐》

《蛐蛐蛐蛐》以短小的篇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文革中一个小村庄围绕蛐蛐发生的故事,更是通过人和蛐蛐间的隐喻呈现去展现更为深刻的历史认知。这种隐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历史的文学书写;二是知识分子失落的尊严;三是蛐蛐世界的艺术变形。小说关于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超越作品的时代背景,不断走进一个个新的历史洪流,被一代代读者不断认识与解读,这正是《蛐蛐蛐蛐》的魅力所在,亦是毕飞宇的文学美德。     

十七年“土改 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

作为农村的中坚阶层,中农在相关政策层面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但在部分“土改合作化”小说中中农的合法身份却不断遭受质疑。中农身份从理论到实践的不稳定性最终反映到文学中。这折射出土地改革的最终走向,并对当下中国社会持续产生各种影响。研究中农形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对于反思“土改 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女性形象

孙犁小说历来以塑造恶劣战争环境中乐观健康的青年妇女形象、表现农村劳动妇女内在的心灵美和人情美、并以此来体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深读孙犁的小说,发现其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现象,美与丑、好与坏泾渭分明;政治与道德、外表与内心简单浅薄,这显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0世纪50年代初在《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中,在人物俗儿和小满儿的身上,孙犁一改以往二元对立的人物创造模式,使这两个人物比以前创造的任何女性人物都要复杂和丰满,这也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成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     

简论《山楂树之恋》等新时期爱情题材小说的伦理观

小说《山楂树之恋》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感觉并以现实为根基,呈现出隐蔽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爱情。潜伏在小说中的记忆和经验,是生命化的＂个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本真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广阔的历史想象空间。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老生”常谈，新意何来？——论《老生》的多声部叙事

贾平凹在《老生》中采取了多声部叙事策略，作者是最高层次的叙事者，其次是饱学之士的老师，最底层的叙事者是唱师。与多声部叙事相对应，《老生》的文本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由《山海经》部分原文组成，属于原典部分，它构成全书的意象系统，奠定了小说的格调；第二个层次由师生对话构成，这既是对《山海经》原典的阐释，又直接促成下一层次的故事讲述，它是沟通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桥梁；第三个层次是唱师的回忆，由革命、土改、文革和改革四个时期的故事构成，呈现了“无言的历史”，这是《老生》的主体部分。多声部叙事令文本系统奇崛而突兀，也使得文本的意义系统含混而丰富。     

写出了五四退潮时的“多余人”——徬徨者

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生活遭际和思想状态的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写成于二四、二五年。这时候,五四革命的浪潮已过去,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成员中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原来那“充满了革命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群愤高涨的年月,已被沉闷阴冷的空气,一切都为颓唐、麻木、虚伪所替代。有不少原先的革命的战士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成了迷路的羔羊。就是鲁迅本人,在当时也有“成了散勇,布不了阵”的感觉,呼喊着“新的战友在哪里?”这几篇小说描写的正是当时这种犹如寂寞荒凉的古战场般的社会现实和在这环境中的现实人物。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二十年代革命低潮时期,知识分子苦于找不到出路的“多余人”——傍徨者的形象。     

论20世纪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时空

20世纪80年代的家族小说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时空,小说《红高粱家族》在对现实的家族时空与历史中红高粱世界的对比中弘扬了一种反叛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家族精神。《古船》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相交织,在对现实改革的叙述中突出家族文化的重负,在对历史的书写中昭示出家族观念在革命中的阴魂不散。而在苏童的家族史叙事中,历史年代与历史意义之间失去惯常的逻辑联系,叙事空间不具有传统家族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虚构的空间场所。作家在创造新的时空形式的同时,也解构和颠覆了家族时空叙事的传统。     

从《中国佬》看美国华裔男性的成长历史

《中国佬》是汤亭亭继《女勇士》之后的又一部传记体小说,展现了华裔男性在美国创业的艰难历程。小说中,汤亭亭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自传、中外传说和神话、法律等各种文本,与想象的历史文本并置,构建了一个相互交织的符号系统,打破了真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用诗性的语言再现了以汤家为代表的华人移民成长史。     

最平凡的事物,最深挚的感情——《菜花》赏析

孙犁的写作风格曾经被批判,说其美化战争,但在2000年即上个世纪末《亚洲周刊》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长篇中篇放在一起)之中,孙犁的小说被选入两篇,一篇就是《荷花淀》,另外一篇是《铁木全传)。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荣誉。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他那清新淡远富于诗意的风格,给人以恒久的魅力。孙犁写的荷花,那是一种富有中国古典情结的花,孙犁用荷花来写战争,写得清新抒情,残酷的战争和纯洁美丽的荷花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人情美,人性美。这不,最平常的被人忽略的菜花,在孙犁的笔下,也能让我们读到深刻的家园之思,父子深…     

《型世言》的空间结构和世态万象

《型世言》是明代拟话本中一部长于空间结构的短篇小说集 ,对小说社会内容的开拓尤其出色。它善用概述和场景对小说时代背景、社会情势、市井生活、复杂人物关系作绘声绘色的描写 ,使小说呈现一般短篇小说少见的世态万象。《型世言》的空间结构还善于将社会情势变为展现人物性格的特定情境 ,揭示人物行动逻辑的合理性 ,塑造出性格、心理都较丰满真实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