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明代四川应有解元88名,目前可确认姓名和户籍属地者共有68名。其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文化、政治、家族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代四川解元中式者几乎皆为地方学校生员,无社会上的儒士等成员,反映出其官方教育的发达和民间教育的落后。明代富顺、南充解元之多名列全省冠、亚,其本经分别以《诗》和《易》为主,反映了两县各自在《诗经》学和《易》学上的深厚底蕴。明前期四川解元进士出自上3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70%,后期则下降至35.71%,这是主要由明中叶后出自官宦之家的解元进士和进士亲属中仅有功名、虚衔者不断增多等原因造成。     

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兼质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致该榜进士名录成为明代89榜进士中唯一残缺不全的一榜.而今人常用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收录该榜进士422名,尚缺50名.问题还不止此,更严重的是,所收422名进士名录中,存在严重错误,致以讹传讹,亟须订正.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保存了《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共收进士472名,与该榜殿试所取472名进士正好吻合,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可靠的登科名录.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为依据,有助于完成洪武十八年榜472名进士的发覆.     

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

本文介绍了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并利用《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对《明史》和《明实录》进行了校勘,进而探讨了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     

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

明代甘肃有双籍进士48名,是甘肃进士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于八朝13个地区,乡贯地涉及全国十二个省、直辖市、39个市县;双籍进士的分布不仅反映了明代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一致性,而且显示明代甘肃军事的重要性和大量军事移民的存在。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     

黄宗昌家世与生平考——《崂山志》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代开始,即墨黄氏由一个普通的农家,不断提升文化层次,从明嘉靖到清光绪的数百年间,涌现出进士8人、举人34人、贡生45人,其中有65人有文集、诗稿传世。这些文学、文化人才,使黄氏家族成为当地典型的名门望族、文化世家。一方面,家族文化构成了黄宗昌《崂山志》撰写、刻印和流传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从族人黄肇颚的《续崂山志》、黄氏后人对《崂山志》的普遍重视和黄氏外甥周至元的《崂山志》,以及青岛文化发展的实际来看,黄宗昌《崂山志》的影响已从家族文化向外扩展,对青岛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为我国家族文化与地区文化互动的一个鲜活的例证。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从儒将世家到地方士绅:再论鄞县万氏家族之门风转换

明代鄞县万氏家族之门风更迭,不仅是一个“由武入文”的家学演变过程,亦是从属于卫所体制系统的世袭军户家族,在国家制度的推力之下,逐渐融入地方社会,蜕变成为教化乡里、传承学术和培养人才之士绅望族的一则典型个案。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１５％；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家国情怀 英雄赞歌——简评王旭烽的长篇纪实文学《家国书》

王旭烽的《家国书》叙写了宁波鄞州马、翁、沙、沈四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职业身份和社会影响各不相同人物,生动展现了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而奋斗、奉献乃至牺牲的光辉业绩,热情讴歌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怀。全书充满着为国家命运而积极献身的爱国主义伟大情操,高扬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英雄主义崇高旗帜,洋溢着爱国爱家爱人民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作者把深刻的历史内容、鲜明的思想情感和生动的文学描写加以高度的融合,尤其是艺术上自觉的创新追求,使《家国书》成为当今史传文学中一部的杰作。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试析明代医易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

医易学是易学的重要分支 ,其至明代达到了极盛的阶段。称之为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医易同源说的确立 ,显示了明代医家在易学与医学两个领域不仅都具有深湛的研究 ,并能够将两者在深层次上加以结合。另外与金元易学相比较 ,明医在不少命题上都加以深化与拓展。另外 ,宋代易学象数派与易理派都给予明医以深刻的影响 ,这也是明代医易学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     

君子如水：东坡西湖的思想始基

“东坡西湖”作为一种新命名,彰显了苏轼与西湖的双向书写所生成的文化精神。在苏轼的著述中,《苏氏易传》构成了东坡西湖的思想根基。该书对于周易坎卦作了诗性阐发,由此呈现了因物赋形的水之性。其诗性特征尤其见诸苏轼所阐发的水之心。这种曲折多致的写法虽有悖于思维的简单性原则,却开启了诗化哲学的可能之境。     

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

以张玉书为代表的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地区的文化望族,该家族科举鼎盛,家族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具有经世之才,勤政爱民,忠贞节义,这与张氏家族重视教育有关,张氏也因此形成了以科举文化、经世思想与史学传统为特征的家族文化;张氏家族人文荟萃,文学创作丰富、形式多样,宗尚唐音是张氏的诗学传统,吟诗结社是张氏家族的风雅方式,张氏家族中女性文人更增添了文化家族的风流儒雅。     

探析《周易》的演绎思维

《周易》的演绎推理很早就被重视。严复、胡适等前辈都肯定过《周易》的演绎思维,西方注意到了《周易》的演绎推理,现代易学家也揭示了《周易》的演绎思维。《周易》观物取象,然后引申其含义,阐发其义理,具有鲜明的演绎推理是不容否认的。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易》、《老》兼治现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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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