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效应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失业率、各地区人均GDP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尽量克服指标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利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分省份对失业率和各地区人均GDP进行了测度分析,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单纯地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和经济效应在不同省份以及不同的政策滞后期内影响各异.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南京为例

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思考。     

最低工资的就业影响效应及产业差异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频繁上调的背景下,从理论上阐释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0～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面板数据、从三次产业角度比较了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影响的路径与效应.认为:最低工资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路径对就业产生影响;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在第一产业呈现倒U型特征,而在第二、第三产业呈现U型特征;在第一产业中最低工资上涨引起就业的挤出,而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最低工资上涨将导致就业的增加;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自我修正机制和产业差异,第一产业被挤出的就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存在滞后性.因此,在最低工资上涨背景下应充分考虑到劳动力在产业间转换的滞后性,加强劳动市场衔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美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及其借鉴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最低工资提高10%一般将使青少年就业率减少1%到3%.最近,新的研究认为小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率没有影响.这个结论主要基于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是深入而广泛的.根据以上的讨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最低工资与就业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福利功能.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不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研究对于研究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很好的借鉴.当前,中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有其特殊背景,要建立合理有效的最低工资制度,首先要从法律上加强其效力;其次考虑将最低工资制度与最低生活费制度合并,并细划最低工资层次和范围;最后建立工资结构统计数据库,根据政策目标计算最低工资标准.     

论最低工资的弊端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这项政策对经济的主要影响之一。文章通过对经济学上价格的形成机制的探讨,得出最低工资制度的弊端。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和劳动者福利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扩展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对最低工资制度经济影响的传统判断,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最低工资规定的完全覆盖以及无条件执行等假设,但是理论分析结果始终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基于由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组成的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产品市场上,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将通过引发成本结构的变化使得部分企业退出市场竞争,其拥有的产品市场份额将由产业内的剩余企业分享。这一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将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劳动力的企业间转移和部分劳动力的失业。研究显示,在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后,某个行业内的就业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但最终整体经济的就业率还是会下降。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地区间协调程度评估研究

本文对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低收入户家庭基本消费支出、平均工资和人均GDP等统计指标之间协调性进行了评估研究.评估结果显示,2016年,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较为协调;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增速与同期人均GDP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最低工资标准与主要相关指标的协调性存在较大程度的地区分化.     

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及地区差距的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缓解劳资矛盾的政策措施之一,其建立与否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是否合理一直都是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定量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对各省市自治区失业率的政策效果,研究显示,部分省份的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产生影响,而大部分省份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不显著。若最低工资标准维持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0%时,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     

当前最低工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宏观调控工资的手段,有利于保护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权益.当前最低工资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最低工资标准仍偏低,一些企业以最低工资为基本工资,加班费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点计算,绝大多数员工不知道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问题.建议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办法要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同时出台全日制小时工资标准,加大宣传最低工资标准,让更多的员工知道最低工资标准,以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基于非平稳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非平稳面板数据研究方法即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工资的影响,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数和工资水平存在面板协整,即有长期均衡关系;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非常有限,不同的省分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对工资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且国内固定投资与工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它是推动国内工资水平上升的主要因素。在岗职工人数对工资影响是负向的。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海市大学生就业区域流向的实证研究

目前,上海市大学生就业流向在区域上很不均衡,而且在流向区域内就业单位的分布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以2011上海市大学生的就业数据为样本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因素,选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在上海市就业对毕业生就业薪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海市生源毕业生流入量远远大于流出量,非本地生源在上海就业的毕业生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较高的薪资收入是高校毕业生流向上海市就业的重要原因。分析结果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特点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针对大学生就业难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能够最快地缓解上海市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

在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影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粤、鄂两地的问卷调研数据,并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了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认知程度、身体健康及经济形势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体健康及经济形势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进一步发现,积极的就业规划、工作搜寻次数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所在地风险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建议极力恢复经济,加强对劳动者的心理疏导与就业指导,消除地域就业歧视,多渠道扩宽招聘渠道,以促进疫情期间劳动者的正常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浅析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对策

本文论述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重点论述了大学生就业难而且工资越来越低的局面,并作了进一步深刻地剖析。在此基础上,根据目前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切实可行的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得出FDI在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吸纳就业和提高我国综合生产率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总体上较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对FDI积极效应的进一步剖析还可看出,FDI通过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和优化进出口商品的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因工伤残一次性补助金的本质、水平及政策启示研究

因工伤残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伤残就业补助金只是劳动能力受损后导致的工资收入损失的部分补偿,以农民工五至六级伤残为例,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伤残就业补助金对劳动力受损的工资收入平均替代不足50％.政策实践应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伤残就业补助金视为伤残待遇的一次性支付,待遇水平取决于伤残年龄与受伤前工资水平.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伤残就业补助金后,工伤复发或伤情加重后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合谋骗保”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工伤者通过非法定通道获取的应当利益.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基于不同层面的实证分析

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之一,汇率在一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一国就业产生影响。利用1995—2010年我国总体情况,以及16个行业和29个省市的年度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不同层面就业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无论是对我国就业总量,还是对行业就业或者省市就业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各个层面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