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道德何以可能：经验抑或超验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启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力图提供道德得以可能的论证，完成为道德奠基的工作。他认为以休谟为代表的感性论实质上是把道德的根据放在经验上，让道德遵循经验的原则，从“经验”来解说道德。在批判“经验”的同时，康德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也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以先验演绎的全新方式为人们展现道德的根据、原则之图景。同时，他还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合理解决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即道德的超验部分和经验部分的分歧和隔离。康德在论证道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探讨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论席勒的悲剧观

席勒从艺术的层面把审美快感而不是道德视为悲剧艺术的目的,道德则是作为达到审美快感的途径。悲剧的道德观念又是通过目的性和反目的性的矛盾冲突实现的,从而奠定了黑格尔悲剧冲突理论的基础。同时,悲剧又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它以自身的“悲剧形式”（特征）来实现其道德和理性的目的。     

编辑道德从“追求”到“符合”的嬗变与回归

在对编辑道德概念进行新的阐发并将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的前提下,历史地考察编辑道德30年来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从“追求型编辑道德”到“符合型编辑道德”的嬗变过程。新形势下,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需要呼唤向“追求型编辑道德”回归。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观：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

“观”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基型,它由感性、理性、情感交织而成。“观”照自身,反“观”本心,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并在主客体的统一中达到和谐,体现出中国人本主义的审美倾向。同时,“观”体现了东方审美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即感性理性交互为用的直觉思维、内向思维、体验性思维和意向性思维。与西方局限于认识论的“观照”相比,中国的“观”是主客交融的情感体验,“观”出的是一种意象。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关于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和“无公德则不能团” ,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 ,培养良好的私德是第一要义 ,形成良好的公德是发明新道德和产生新民的前提 ,并明确提出“道德革命”的主张。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从“君子”之政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理想的起点分析

"君子"是儒家思想系统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孔子开始,赋旧义之君子以新意,发以德致位之意,明政治道德合一之旨,树立了一种君子道德政治合一的德治理想政治秩序。这种道德政治合一、以德领政的理想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被进一步发展成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种道德政治一元化的政治观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政治在发展中一直遮蔽于道德的形象之下,政治道德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依托于道德广泛的社会作用面,政治被价值化,其作用也被泛化,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伦理价值色彩。     

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

近20年来,关于道德滑坡问题一直论争不休。我们认为,笼统谈论道德滑坡并不准确,譬如在政治道德领域中便有大的进步。但社会公德失范现象日益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各类腐败现象正向纵深蔓延的现实。当下紧迫的问题已不是如何描述评价这一道德危机现状,而是探寻造成文明失范、道德腐败的根源,寻求有效的道德药方。恰恰在这一点上,既往伦理学由于其自身理论黑洞或盲区,难以对症下药,而以倡导传统美德为旨归的道德建设努力更是归于无效,这些客观上都加剧了道德失范的局面。因此,尽快填补“黑洞”,走出“盲区”,寻求公德建设的合理路径,是当前伦理学面临的迫切任务。     

廓清艺术教育与德育的关系

目前,人们对艺术教育与德育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确认艺术教育的育德功能会导致艺术教育"德育化",或者认为艺术教育是德育的"附庸",只是实现道德人的手段。美育与德育都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两者是并列的关系,因此,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最主要内容,其与德育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审美既是道德人生完成的手段,又是道德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法律效力的道德条件比较分析

法实证主义将法律效力的条件诉诸社会事实,与道德无关。该主张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不能区分"守法义务"与"抢匪命令"。同时,该主张将法律效力诉诸于立法者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创制的法律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不能避免"恶法亦法"的实践困境;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有效必须满足道德条件,符合道德标准。该主张未能动摇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反驳了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对法律资格效力的影响;德沃金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重点关注道德如何影响和作用法律裁判实践与推理,即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法律,需通过其建构性诠释中的"符合"与道德"证立"的双重检验,换言之,法律是从一组融贯的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并为当下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关联不等于法律可以独立于道德,法律与道德有必然关联也不意味着道德等于法律。     

代际关系变迁视野下道德濡化模式的当代转变

道德濡化具有代际制约性。在传统的和谐—控制型代际关系下,道德濡化模式为"前喻型",它使道德濡化得以较好实现。当代社会变迁中,代际关系趋于复杂,代际隔阂产生,前喻型道德濡化模式不再适应新的代际关系,道德濡化遭遇时代困境。当代道德濡化要想走出困境,需要建立和谐—平等型代际关系,建构互喻型道德濡化模式。     

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对干部道德建设的启示

传统德治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这一治国思想,对今天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和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权威的缺失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使道德建设走上一条我们预期的健康的发展道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道德权威缺失,原因在于,传统道德的严重破坏,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权威,革命道德的泛化与道德政治化对其生存土壤的严重破坏,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在唯经济增长论的泛滥与蔓延之后,政策上自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道德权威需要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