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

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动员。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动员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整合社会力量,以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阶级、各阶层持久抗战的积极性,以政府信用和民众宣传教育为重要手段,形成了完整的民众动员网络,其动员的深度、广度、效果及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优于国民党,并构建了以政权组织为主导的垂直动员体系和民众团体与之相辅相成的横向动员体系与运行机制。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授权式动员: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彰显与国家权力的隐形在场

社区自组织的出现代表着社区新的动员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国家授权为其提供了制度性资源,降低了动员风险,也带来了国家权力的柔性控制与隐形在场；社会授权使其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展现出理性商讨、公共意见形成以及共意构建的公共性特征；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了组织内与社区内动员并付诸集体行动,这一动员模式可以被归结为“授权式动员”.授权式动员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法团主义与公共性理论,面对面理性沟通及社区网络是授权式动员的社会基础,该动员模式体现着对协商民主和共同福祉的价值追求,“授权式动员”是社区自组织的常规化动员模式.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思考

民族主义发源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情感、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它是伴随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兴起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体,是建立在特定民族群体基础上的主权国家。早期民族国家的缔造者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这一观念来摧毁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进而动员广大民众认同和支持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共同体,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又反过来加深强化了民众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我国环境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环境监管包括统一监督与分部门、分级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监督和政党、社会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组成的非国家监督。但如此庞大的环境行政监管和环境法治监督体系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因而有必要跳出制度设计本身,引入相关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把环境监管放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中研究。从社会资本的网络视角来看,环境监管的困境体现为网络缺失,即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权威关系不足与权威关系过度并存、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走出环境监管的困境,需要推动国家法团主义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来优化环境监管的网络关系,发挥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以增加环境监管的社会资本投入。     

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团主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新型的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模型,以其实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主张,形成了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等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模型的超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呼声较高的适应于中国现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本文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比法团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现状与法团主义发展背景的差异。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 ——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转变

战后英国出现了法团主义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法团主义的产生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发展到高峰。但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步暴露，英国保守党右翼要求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过60年代的鲍威尔主义和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思，保守党最终选择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撒切尔主义。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以ENGO为例

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中国的ENGO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环境保护功能,具有明显的法团主义特征,表现为官民二重性、发展规模的自控性和"绿化"职能的单一性。法团主义是ENGO生存的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去除法团主义特征,ENGO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本质职能。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比较研究——“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视角

文章以"国家-社会"范式来分析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剖析了两者关系的"多元主义模式"、"精英主义模式"和"法团主义模式"等三种类型,从而为我们观察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维度,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法团主义：社会组织发展的合理路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及时出台,造成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社会地位不高、行政色彩过重等问题。以法团主义视角,分析法团主义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适用性,并应用法团主义理论为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战争动员及其影响

日本为了实施"大陆政策",早在一战后就开始着手为战争动员做准备,三十年代形成了完备的战争动员法律体系,并逐步推进,全面实施。日本的战争动员具有范围广、规模大、人数多、延续时间长及边战边动员、动员逐步升级等特点。这场战争动员超出了日本国力的承受极限,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与民众的社会生活。     

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实验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日渐深化,建立、健全兼顾保障国家利益与民众支持的国际事务参与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为例,调查实验显示出国际气候谈判中民众对于社会组织参与谈判的影响和评价。北京市民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正面作用,但是更倾向由政府组织成员组成谈判代表团;同时,市民认为社会组织的介入有助于提高谈判的透明度、代表性,以及代表团的谈判技能和专业知识;但不纳入社会组织也不损及他们对于谈判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总之,政府应当适当吸纳特定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并积极引导民众了解社会组织参与国际谈判,更好地建立民众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关系,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奠定组织和制度基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集体行动——对转型期社会控制的理论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转型期社会控制方式与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矛盾。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相混合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社会控制方式的"排他性":在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中,社会控制网络之外存在大量边缘群体、利益受损群体,他们更多地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因此,必须突出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公共性,注重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并引导社会冲突走向有序化解决道路。     

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后真相”状态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民粹主义动员充斥着错话和谎言,一些民众虽然因此自身利益受损却仍继续响应民粹主义动员。这一现象与民粹主义动员导致的"后真相"状态有关。"后真相"状态意味着与诉诸客观事实相比,政治行为体通过诉诸民众情感和信念可以发挥更好的民众动员效果。民粹主义动员的目标是推动民意二元对立。在民意对立局面下,"后真相"状态随之产生,道德批判则推动"后真相"状态的固化。特朗普政府呈现比较明显的动员能力强、治理能力弱的特点,得益于右翼民粹主义动员推动形成的"后真相"状态,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其支持率,反而利用新冠疫情防控话语推动美国民意围绕疫情防控形成新的两极对立,进一步固化了美国政党竞争的"后真相"状态。在特朗普民粹动员效果的示范效应下,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策略也呈现了一定的民粹动员特点,利用种族问题开展了大规模民众动员,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全面民粹动员竞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