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公理化诠释》研究综述

继《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的研究之后,对于《孟子》所开展的公理化研究与诠释,其目的是寻求"孔孟之道"的理路,以更好地探究梳理儒学一以贯之的"实质上的系统",并通过运用公理化方法的证明与推理,凸显出从孔子到孟子的系统、严密的演绎体系,揭示其内在思想脉络和逻辑,从而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探索一条实现路径。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孟子》的"心":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和谐

"心"在英语中通常译为"heart/mind"。在中国古代,"心"是思维和情感的同一体;心的推理性和情感性之间没有一条明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对理解整个中国传统是有重要意义的。无论是"心"的词源和孟子所处时代的思想家在"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还是《孟子》中论述到的"心",我们发现,《孟子》的"心"实际上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和谐的产物。     

论西方哲学对知性认识主体的建构——从逻辑学的观点看

理性认识世界本质主要是通过概念思维来实现的,概念是理性在思维层面的逻辑展开,理性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的主观机制就是通过概念思维展开为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这一切是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起概念思维主体的地位为前提的,而后,知性思维原理依靠其自身的逻辑力量和发展规律,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则把握概念与感觉经验相结合,二则把握概念自身的运动变化,分别演进发展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最终实现了对知性认识主体的建构。本文正试图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揭示西方哲学对知性认识主体的建构。     

人类“全球化”现象的哲学反思

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人类全球化现象,就应该从人与"全球化"的双重关系入手,"全球化"是"人的全球化",人是具有"全球性"的人.为此,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本性之间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关系中,来具体分析与把握人类的"全球化"现象是我们的思维向度.     

在禽兽与圣人之间——略论孟子的主体定位观

孟子对"人"的定位,既是其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走进孟子思想体系的认识起点.通过"人禽之辨"与"圣我之辨",孟子断定人在本质上不同于禽兽,但每一个人又与圣人属于同类.这一主体定位,既突出了人的绝对优越性,也表现了人的普遍平等性,同时蕴涵了人在禽兽与圣人之间丰富而又持久的两极性张力.把握孟子的主体定位观,将有助于我们切入孟子的思想体系,领悟孟子的文化基本精神,洞观孟子与中国文化丰富而又深刻的联系.     

《黄帝内经》“过用”思想的哲学意蕴与当代价值

"过用"思想是《内经》病因学说的核心理论。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将认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发展过程来考察,运用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思维本质,对于指导人们准确理解中医哲学、文化及方法的内在意蕴及合理养生、防病治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因明与《墨辩》研究

新文化运动以来,《墨辩》研究有用西方学术为依据而成就的"新墨辩",如《墨辩》的科学思想、《墨辩》的逻辑学等;也有欲建立一个"逻辑"学科,基于此学科比较西方逻辑、中国逻辑、佛教逻辑之同异,如虞愚基于"论理学"学科下的因明、中国名学、逻辑比较研究;还有不少学者用因明理论解释《墨辩》,如张纯一的著作《墨子集释》中的《墨辩》研究、谭戒甫的著作《墨辩发微》等。从张纯一、谭戒甫的《墨辩》研究看,就因明而言,具有整体性,是与唯识学连为一体的;就《墨辩》的因明研究而言,是碎片化的,是剪裁"百科全书"《墨辩》的因明内容。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理雅各《孟子》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理雅各英译《孟子》是儒学经典《孟子》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里雅各英译《孟子》,不仅是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迎合了其传教的使命。译本的成功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