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苏舆：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

以辑录<翼教丛编>闻名的苏舆著有<春秋繁露叉证>一书,专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诸书中的"诧异"之论,力图恢复董仲舒思想的真实面貌.是书力主<公羊>学说,但能以一种比较平实理性的态度,超越门户之见,但凡是合理的说法,无论是古文经师,还是今文经师,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皆摭取其说,无所排斥.甚至时于以谶纬附会为说的纬书,他也能吸收其中的可取成分,来作为注解董子思想的资源.     

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     

现代文学转型与时间分期

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五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间分期,它以人的个体存在为目标,将文学从"载道"桎梏中解放出来,还文学以"人学"本来面目,并且涌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周作人的<小河>、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富有"人学"内涵的作品.鉴于此,王铁仙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依据文本实践应是1918年.这种观点是切合现代文学发端的事实经验的.展开来说,五四文学革命不再把文学看做社会变革的工具,而是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面,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直接把变革对象指向文学的审美本身--语言形式,继之,刘半农、钱玄同、吴虞、鲁迅等人或以争辩方式为之助阵,或以创作实绩为之呐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阈.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谁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试说梁启超与"新民体"

"五四"新文学运动自周氏兄弟加入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提倡"活的文学"到进而提倡"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在这时也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至少,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新文学所要否定的,并不只是古代文学,更不只是桐城派古文或八股文,而应同时也包括近代文学,包括梁启超所鼓吹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民体".因为后者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前者,已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虽然新文学对后者的再否定,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或钱玄同、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那般热闹而剑拔弩张,但这种事实上的批判,以及新旧文体上的对比和交替,还是相当激烈的.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平议

柳荣宗的<说文引经考异>是<说文>引经研究著作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著作.柳氏的研究方法不是"据<说文>所引以考同异",也不是据今传本经书在流传中的用字变化来考辨与<说文>引经的同异,而是针对汉儒古今文的"师授不同,读有或异"来进行"考异",以揭示<说文>引经与今传本经书用字不同的原因.柳荣宗在文字的考释方面有着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所考释字之假借、通用或引中多为确论.然柳书对古文经和今文经版本的流传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有些考释的结论不够严密精准.     

《圣经》文学的典雅美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启示

典雅美是<圣经>文学所体现的主要美学特征之一.<圣经>文学的作家们极为重视审美的社会价值,把对声色美之"真"的追求同伦理道德之"善"的要求完美的统一起来,写艳情逸事而绝无秽笔淫词,真、善、美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圣经>文学的典雅美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应当为我们今天文艺创作所借鉴.     

《戴氏经考》为戴震《毛诗补传》的补充考证

关于国家图书馆所藏<戴氏经考>与戴震<毛诗补传>二者之间的关系,恩师杨应芹先生曾做过论证,而戴震挚友汪梧凤在<诗学女为>中大量引用<戴氏经考>内容又为此结果提供一项重要佐证,汪梧凤亲睹<戴氏经考>的时间很可能为戴震馆于汪家不疏园期间.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导读书目看中国经典著作与传统文化

图书尤其是经典图书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伟大的文化体系能够孕育出伟大的经典著作,而经典著作则可以塑造并代表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中国的传统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从近代以来著名学者和文化机构开列的导读书目中,可以看出哪些经典著作能够反映并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综合前哲和时贤的意见,列出"中华传统文化名著100种书目",意在将100多年来中国新文化发展中涌现出的代表性经典著作,予以梳理和选择,为国人献上一个权威的当代中国文化书目。     

中国经学传统与中华文化精神——对华夏文明权威迷信与创新障碍的关系探析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代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孕育了"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法古述圣"的学术传统;秦汉以降更进一步扭曲为"帝王兼圣"的权力崇拜,演化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与"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其本质就是权威迷信.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     

浅析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概念术语翻译问题——以"龙"和《论语》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把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介绍给世界的良好途径."龙"的误译即带来长时间的文化误解,而目前有较多译本的典籍<论语>中概念术语也不尽人意,因而提出概念术语翻译的规范原则和技巧,以便更好地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建构研究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传统经典的疏离、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和市场化浪潮带来的文化格调危机,中华传统经典教育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及对文化格调的提升意义重大。在教育目的上要培养融历史底蕴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国民人格,在制度安排上要确保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的基础性与稳定性,在教育主体方面应建设一支具有深厚文化学养的师资队伍,在教育内容方面应构建话语、知识和价值三位一体的内容体系。     

中医古籍“疒”部同形字例析

举例说明了中医古籍中的七个"疒"部同形字,并对每个字同形的来源和特点作了分析.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19世纪末,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拉开序幕。社会变革是这次重建的原动力,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其诱因,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出土文献的发现是其基本条件,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其重要工具。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

国学与西学的思想资源都在各自的古典学,但中西古典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典学重视小学传统与文献学传统,相对轻视了人文思想的阐扬与发掘.西方古典学以语言学为基础,非常注重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发掘与理解.中国古典学的转向与弘扬,应致力于以语言学为基础,去发掘先秦思想传统中人道精神的内在价值.构建文明的人文精神,应成为中国古典学解释的中心任务.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