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儒商

经考证"儒商"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肯定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是塑造现代儒商的重要资源,同时,又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论是一种"片面的道德型人格"。建构现代儒商必须在吸取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从理论架构上提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儒商人格模式,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儒商的道德风貌及其精神文明价值

儒商是一种特定的职业承当者和人格存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他们不惟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们给予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儒商对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们的道德风貌之社会价值上，这就是基于儒家的君子人格、以义利统一为内核、以业仁重贤和好色不乱为外在表现的道德风范。儒商在自己的商业人生中自觉地实践并表现着此一道德风貌，由此体现出特定的精神文明价值     

评《中国近现代儒商研究》

20 0 2年1 2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钟颐的《中国近现代儒商研究》一书出版。我读了这本书后,认为这是一本富有创意的好书,它的问世对解决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大有帮助。(一)对儒商起源的时代提出了科学的说法一般来说,儒商出现的时代,是最有争议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并认为白圭、范蠡、计然等均为儒商。而“儒商”一词的提出者潘亚敦先生则认为,“儒商”古而有之,但只是个案;同时,潘先生在长期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过程中发现,二战以后儒商群体在南洋华人社会中才真正出现。潘先生说,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腐…     

儒商与东亚文明

"儒商"是指关怀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具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关注的是儒商与浙商、晋商、徽商、潮商等不同地域特色企业家的关系,"市场化冲突"中的诚信问题,儒商与家族企业,儒商在锻造成长过程中如何区分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等课题,以此发掘儒家精神是如何通过儒商走向经世致用,从而形成经由注重学习以实现创新的东亚文明的企业精神,并理解具有东亚特色的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化.     

浅析扬州儒商文化旅游开发

扬州经历了汉代、隋唐、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扬州自古存在浓郁的人文氛围,国际国内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兴盛,至明清时期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支撑扬州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又哺育了扬州的商业经济,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商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诚信经营,营造儒雅本分的社会形象,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儒商群体,造就扬州丰富的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具体有商业文化、住宅园林、学派书院、扬州八怪、年节礼仪、典故传奇等。如今扬州对儒商文化旅游的开发还远远没有完备,既需要对扬州已开展的盐商文化旅游进行儒商文化旅游的高规格提升,又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商文化。开发扬州儒商文化旅游的初步设想有:组合扬州儒商文化主题旅游的线路,举办全国性儒商主题大会或国际儒商文化节,开展儒商住宅休闲游,建设展示"儒商文化"古今成就的专门场馆等。     

郭店儒简：思孟学派的“教科书”

郭店儒商是孔子到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同时又是楚太子学习的教材,因此可以将其称为思孟学派的＂教科书＂。思孟＂教科书＂的特点在于：以《诗》、《书》为教材,来教书育人,申明为人、从政之道;以礼乐教化为手段,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明德、有德为最高培养目标,来统率诗书礼之教化。     

管理学视角下《三略》领导道术研究

《三略》是古代管理奇书,富含人才管理与领导道术智慧。以文献梳理的方式,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从中可挖掘出用于现代组织管理的领导之道、领导之能、领导之术。其中,为领导者之道在于收拢人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礼贤下士;为领导者之能在于要求领导者有德、有虑、有勇、有威,能够不断提升十二种能力,尽力避犯八种错误,正己恕人,仁、义、道、德、礼一体为用;为领导者之术包括以恩泽服人,因其努力而树人,因不同人才之所好而激励人,区分功过而管人,赋能授权而造就人,等等。将这些领导之道、领导之能与领导之术应用于现代组织管理,可以帮助领导者们更好地用其人才而成其事业。     

论儒商的社会价值观

从对儒商"善创财富、倾心文化、恪守诚信、履行责任"的基本内涵的考察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儒商的社会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德为本,以"义"取"利",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利"济"世",发展事业,回报社会.从"附庸风雅"到"从事公益"再到"履行责任"的演变,揭示了从古代到当代儒商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轨迹.在显现多元化价值观的当今,研讨儒商的社会价值观,对于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论儒商

儒家文化培养和造就了我国一代代的儒商 ,历代儒商巨子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高文化品位、智勇合一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商业运用中 ,他们自觉以“义”驭利 ,道德和经济合一 ,而使事业获得成功 ;经营则以诚信为本 ,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 ,而使利润稳步上升 ;他们重视人的修养、人的素质和人伦关系 ,以“仁”为终极目标 ,采取各种形式回报社会而使其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打造我国“航母”级证券商的思路

我国的证券市场尽管只有12年的历史,其发展却极为迅速,但是,它仍未摆脱一些新兴市场的特点,突出表现为规模小、业务范围窄、抗风险能力差。我国证券商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内外竞争的压力。为此,我国证券商应当进行机构重组、资本重组、业务创新,打造我国自己的“航母”级证券商,应对面临的内忧外患。     

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以明清为透视点

儒与贾本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职业群体,儒以掌教化为职,贾以获利赚钱为能,即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势必造成两者之间价值趋向方面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官商合流长期存在,其中渗透着儒家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明清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分析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广泛交往、国家政权与商业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相互作用的特点,可以探讨儒家传统文化在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位置。     

近代民商与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开发——以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变迁为释例

以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的变迁为视角,探寻近代民商及其工商活动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这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广西作为一个经济后发展区域,近代以来其经济变迁的历史特点及变迁动力,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特别是民族地区招商引资、扶贫开发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明清时期沅水中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江右商人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广泛地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进入沅水流域较早的商帮之一。位于沅水中游地区的湘西自治州境内存在着大量的万寿宫遗址,展现了该地区江右商人的活动印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沅水中游地区是江右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沅水流域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江右商人来此行商,而江右商人在沅水流域的频繁商贸活动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     

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

京城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将从事商业活动并有店铺者称之为"铺户"。铺户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诸多铺户中,对京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有百年老店、老米碓坊以及银号钱庄等,也包括那些有着许多铺户的大商人乃至御用商人。他们在京城乃至国家经济运行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其资本的积累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是难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     

试论明清时期商人与教育的关系

明清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 ,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出现了某些松动 ,弃儒经商、商人业儒者不断涌现 ,士商的互渗和交融使商人与教育发生了密切关联。重点考察分析了这一关系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穆斯林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之道——以临潭回族商人的商业行为为例

临潭回族商人是中国回商的一个缩影，它的精神追求和商业道德就是穆斯林的经营之道。临潭回族商人为甘南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得益于伊斯兰教重视商业、提倡积极入世的价值理念。     

论陶澍改革的重商思想和政策

嘉道时期,陶澍推行河工、盐政、漕务等大政改革,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便商"的思想和政策一是借助商业资本,充分利用商人的力量推进改革;二是体恤商人;三是予商以利;四是保护商人利益;五是以银为本位,自铸银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陶澍的重商思想和政策客观上有冲破自然经济藩篱,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近代意义.     

中国近代富农与富农经济简论

富农是中国近代农村中一个重要的劳动者阶层,它是从农民、商人或地主转化而来的。富农在农村人均耕种土地较多,他们通过自耕、雇工耕种或出租等方式经营其土地。富农既是剥削者又是受剥削者。富农经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农村重要的经济力量。     

妙应时变:危机交织下近代上海甬商的应对与抗争

在近代上海,宁波籍工商业者以其特定的社会构成、群体特征,成为沪上经济领域中不可小觑的强势集团。20世纪30年代前后,尽管上海社会经济面临着前所未遇的困境,但甬籍工商业者在希望与绝望并存,成功与失败交替的境遇中,妙应时变,发挥所长,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此际上海危机之中却显繁荣的矛盾景象,既映照出近现代上海异质多元的社会特点,亦是中国循常—超越时代征候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