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于记录其入仕之后的阶官升迁、履行职责情况和功过奖惩等,这种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是宋朝考核官员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于政府而言,印纸批书不仅是了解各级官员业绩和各地各部门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也是对官员磨勘升迁、注授差遣所依据的重要文书档案。对官员个人而言,它则关系到其在官场上的升迁或贬降。因此,宋朝对官员印纸的发放、印纸批书内容和批书者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规定,但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宋代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问题考论

妓乐是宋代地方官员宴饮聚会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娱乐性活动,宋朝政府从诸多方面对这一奢侈享乐活动的开展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仍旧不能避免地方官员频繁地参加妓乐宴会,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造成两宋奢靡享乐的官场风气,破坏了各级地方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大量的财物、人力支出也使得地方财政以及百姓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若干问题

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为此有必要对司法责任的性质和内涵、司法责任的追究主体等基本问题统一认识。所谓司法责任，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由于违反检察职责导致办案错误发生，应当予以追究的办案过错责任。对于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追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经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后，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这与监察法规定的国家监察全覆盖并不矛盾，也符合中央司改政策导向和司法权力运行规律。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     

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考析

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原样摹刻了宋徽宗大观二年的《尚书省札》和《成德军帖》两件公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尚书省札》摹刻有蔡京和林摅的花押,使我们对宋代押字制度加深了理解。《成德军帖》右侧顶格有一大的"使"字,是目前所见宋朝使相签字特殊样式的唯一摹写。《成德军帖》文末官员署衔,除一人以"知真定府司录参军"入衔外,其余官员系衔均曰"成德军"。这是宋朝在官员署衔中不用府州名而用军额特别规定的直接物证,对我们研究宋朝官制是有所裨益的。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

宋代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繁荣,人口众多,房屋鳞次栉比,然而火烛之患甚多,火灾频发,因此宋代统治者比前代更加注重城市消防管理,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消防管理体系,在城市消防立法上有很多创新。宋代的城市消防管理制度之完善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消防管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学术界对宋代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法制建设的显著成就论述较多,但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相关法规探讨较少。针对发生在医官、军医、民间医者和药材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宋朝政府制订、颁布了许多法规,并设定了相关制度,以惩治上述不法行为。这些法规和制度,具有极高的针对性和侧重点:对医官和进口香药监管得比较严密,对民间医者和药材监管得相对宽松。上述措施确实在当时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相关法律与制度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与震慑作用。但是,宋代的巫医仍然活跃且多见,假冒伪劣药材依然泛滥。以史为鉴,宋代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

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卒的历史教训,北宋重建治军之道,使军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从而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一,“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二,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三,“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严重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造成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山水清音 庐陵情怀——读周必大的故乡山水诗

周必大虽然是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各方面皆有建树,在其六百多首诗歌创作中,相当数量是描写故乡风物的,体现了周必大长年在外为官,但时刻眷恋着故乡山水风物的游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