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者的梦寻：解读《开花的女人》

《开花的女人》是一部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诗集,这场悲壮的“诗歌行动”的背后,体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泊者的苦难梦寻。在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里,有着对童年的回望;有着直面城市醉生梦死的清醒;有着对爱深重的期盼;有着对自我强烈的迷恋。其最大魅力在于回望与向往、刚正与柔情的交汇,关于爱的咏叹具有一种让人颤栗的美感;在对童年、城市、个人命运和生存困境的艺术反思中,彰显出了一个现代泊者的心理深度。     

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

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即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其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相对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与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结合,这是沈从文在表达活动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     

论诗歌的文化学研究--兼谈"文化诗学"等问题

本文从"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诗歌"和"以诗歌为材料研究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诗歌的文化学研究"这一课题,由于当前讨论的"文化诗学"概念对中国原有的为人熟用的"诗学"概念产生挤兑,因此本文也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意象说”到“意象符号系统”论——对中国诗歌的意象审美思考

中国诗歌的意象艺术是中国美学范畴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古典诗学“意象显性及多维性特征”和中国现代诗学“意象符号系统”，对中国诗歌的意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审美思考。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苦难记忆的文化修辞意象诗学

集体苦难记忆呈现的记忆意象及其诗学展开,其最大特征是其语义-语用机制极其复杂的修辞性。历时知觉现象场中身体性在场与缺席意象较少生动性,其修辞效果,是对主体构成叙事维度的意义操作,以消退修辞意象隐含的丰富的建构意义。集体苦难根本不涉及个人存在主义式的选择情境,特定社会与文化通过其主流话语一权力系统,以苦难记忆和表达者为代言人,为集体苦难的施予者,最后可能是该特定主流文化与社会本身,进行自我辩解和开脱。乌托邦理想的学理关联,涉及具体理想的未来现实可能性与逻辑可能性。集体苦难记忆及其学理反思,即对象话语和元话语二层面上多维度的诗学展开,不在于忆者和研究者共同的思古愁怀,亦非止于对不幸个体已逝生命的悲悼。     

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及其“特殊武器”--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管窥休姆的诗学观

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是英美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但由于学术界对其思想体系特别是诗学观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休姆未能享有其应有的“先锋地位”。休姆的诗学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因为这篇文章暗含休姆主要的诗学思想。因而,解析休姆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诗学观：一方面,他预言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并表明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他还阐明了“联想”这一古典主义诗歌复兴的“特殊武器”,优于“想象”的原因。笔者希望这一解读有助于宏观把握休姆的诗学观,对确立其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之先锋地位亦极具意义。     

英汉语言中颜色词象征意义的对比研究

颜色词是人类语言中主要的感官词之一，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和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独特的语言功能和深广的文化象征意义，反映着一个民族独到的色彩意思和文化传统。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申、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这种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化发展对颜色词的象征意义的影响。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差异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国读者对北岛诗歌的关注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影响,而国外读者则一直倾向于从政治性角度出发解读北岛诗歌。造成两者接受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审美心理。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朱光潜诗学观念的建构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中国新诗史上诸多观念、方案及争论多有纠缠，朱光潜的诗学观念即生成于对“内容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在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中，“内容与形式”之说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后果体现于其诗学著作《诗论》中。相较于时人对这一观念模式的简单化运用，朱光潜对“内容与形式”之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并建构起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这一探讨，其隐含立场即是对于中国新诗实践的关注。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试析梁启超诗学的启蒙主题

梁启超将启蒙作为其诗学主张的核心主题 ,并自觉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其诗学体系之中。他明确提出诗歌要用当时的新语句来表达新意境 ,诗歌要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宣传当时欧洲先进的精神思想 ,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启蒙是梁启超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诗学的基础 ,是理解他诗学主张的关键。     

缅怀高拱诗词考略

高拱是明朝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隆庆六年六月,高拱罢官,万历六年七月逝世。明清时期,缅怀高拱的诗词凡九首。这些诗词,一方面表达对高拱忠君爱国、道德文章和相业功绩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为其受诬陷蒙冤、罢官归里而大鸣不平。这些纪实性诗词是对高拱这一悲剧性人物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表达。     

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

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以其融合古典词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诗作在现代诗坛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者也多从"化欧"、"化古"的角度来分析卞诗,但卞之琳所接受的古典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因素,因而能通过分析,在卞之琳的诗作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型之路。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史实进行清理,进一步以由其译介所引发的中国诗人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将探讨的焦点置于诗语、诗情、想象与自然观之上,一一检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如何从最初的仿效、移植到批判、创造性转化的发展历程,重点发掘它们二者关系背后所指涉的多面向度,对于当今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