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抑制企业盈余操控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效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但诱使企业使用更为隐蔽的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企业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亲”“清”政商关系作用于盈余管理的效果；“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约束政企间不正当的政治关联影响盈余管理；“亲”“清”政商关系促使企业整体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促进盈余质量上升。     

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运用是促进知识产权实现价值,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理论分析,揭示了知识产权运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12-2019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效应,并且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比合理化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从分区域来看,“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运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非重点省份的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构建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涉及多方利益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同时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尤其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彼此作用与影响。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市场主体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是关系大局的重要环节，实现政商关系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需要搭建联通政商双方的平台；规范政商行为的边界，加强商业贿赂的法治建设。     

金融科技何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有为政府和有志企业协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正向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考察不同企业类型、行业特性和地区特征条件下,其驱动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家精神对金融科技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协同调节作用。政企的协同调节效果又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而异：对数字化领先型企业的调节是互补的,对数字化后进型企业的互补调节不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大力推进金融科技赋能实体企业创新转型,并协同加强政企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更多还原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和赋能机制,并采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重新度量数字化转型、排除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采用Bootstrap检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赋能效果;数字化转型会加大企业对高水平劳动者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也能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加入绿色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也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绿色发展市场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应当引导市场资源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同时培育数字化领军企业,形成示范效应,通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亲""清"政商关系开拓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与"清"二字;"亲""清"优化了政商关系生态,促进了政商良性互动,有助于共建共享,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增进人民福祉;"亲""清"政商关系为我们科学的认识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

加快能源结构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传统化石能源为辅的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这一转型升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方能实现,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研究其能否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以及传导作用机制如何,对实现能源领域碳减排至关重要。以我国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并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传导作用,且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并未对相邻地区能源结构转型的推动发挥正向外部效应;此外,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低碳试点地区更易从数字经济中获益。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异质性与调节效应检验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与调节机理,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强化内部控制活动执行力度和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非制造业企业,且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