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中的自然与礼法——《安提戈涅》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自然与礼法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古希腊悲剧是描述城邦中自然与礼法冲突的典范。本文试图以《安提戈涅》为例,在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实践哲学解读的基础上,从城邦立法与政治智慧的角度,重新审视如何处理城邦中自然与礼法的冲突。     

罪恶还是清白 ——俄狄浦斯王悲剧成因之我见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古希腊著名悲剧 ,剧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传统评论坚持认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结局是由于他性格中带有悲剧性缺陷 ,本文抛弃了这一观点 ,从新的角度来分析人物的性格并证明俄狄浦斯王是无罪的     

黑格尔论古希腊悲剧

黑格尔把古希腊悲剧视为悲剧的辉煌时期。在论及这一时期的悲剧时,他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冲突和结局。合唱队在古希腊悲剧中的作用比较重要,并且随着古希腊悲剧的发展而发展。关于冲突,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偏爱冲突情境中的第三种冲突,即精神伦理关系的冲突。关于结局,黑格尔首先指出了三种不适合古希腊悲剧的结局方式,然后对适合古希腊悲剧的三种结局方式进行了阐释。     

悲剧中的人——中西悲剧英雄的比较

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这是一个论者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重要的不是从某个固定的模式出发,划分出这是悲剧或者那不是悲剧;重要的是从分析具体的作品入手,辨明此作品的精神实质何以有别于彼作品的精神实质,此民族的悲剧精神何以有别于彼民族的悲剧精神。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分析具体的作品,特别是通过分析作品的主人公,以求探明中西悲剧精神之间的根本差异。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两部悲剧杰作,即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和中国的《窦娥冤》。《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悲剧”,主人公愈是反抗命运,就愈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然而,这并不说明他毫无办法避免悲剧的发生。他只需不积极行动,就可以摆脱命运。     

悲剧精神的一脉相承--论《俄狄浦斯王》与《雷雨》的命运主题

现代戏剧大师曹禺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易卜生又被称作"挪威的索福克勒斯".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曹禺的<雷雨>,来揭示两剧在人物性格和悲剧精神方面的共通之处;同时亦尝试从人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悲剧主题的多重内涵,尤其是悲剧人物和命运的冲突与抗争,以及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苦苦挣扎给他们带来的困惑与痛苦.     

《悲剧的诞生》中的俄狄浦斯隐喻——论尼采哲学的悖谬本性

作为一名哲学家,尼采反哲学。然而在《悲剧的诞生》这一高扬艺术贬抑哲人的书中,尼采却又对俄狄浦斯这个极具哲学气质的悲剧人物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留恋。俄狄浦斯对智慧的爱帮助他登上王者的宝座,同时又把他推向悲剧的深渊,他的悲剧就是哲学家的悲剧。这既说明颠覆悲剧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置身于悲剧之外,又暗示哲学家通过他对智慧的爱成就了新的悲剧。哲学家不能遏止自己的求真意志,这一意志同样会把他引向永恒轮回。尼采的悖谬在于,他鼓吹的"非哲学的"生存仍将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得到实现;他像悲剧英雄一样兼具酒神和日神双重性格。藉对俄狄浦斯的认同,尼采把自己投身为他所心仪的希腊悲剧的一部分。     

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悲剧审美特征之一

悲剧有一种美,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但悲剧的审美特征是什么,却是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从亚里斯多德到如今,两千多年了,不知多少美学家、文艺思想家探讨过这个问题,提出过种种看法和解说,发生过热烈而有益的争论。这个问题有点象说“时间”,你不问,人们似乎还清楚,可一问,却觉得迷惑茫然了。这里,涉及到许多美学问题。本文试图从悲剧观中关于悲剧冲突必然性的思想发展线索,探求一下对悲剧美的理解,探求一下悲剧审美的共同本质。这对提高悲剧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提高悲剧的艺术水平,不会是没有好处的。     

文化渊源孕育下的奇葩--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的文化背景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西文化体系的差异。由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方式上的差异出发,从神话发展、审美情趣、文化个性三个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学形式背后的不同文化体系。     

古希腊悲剧功能的诗学阐释——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是关于悲剧功能的权威诗学解释,黑格尔的"和解"说和尼采的"形而上的慰藉"说都是亚氏诗学解释的展开和延伸。文章以被亚氏誉为悲剧典范的《俄狄浦斯王》为参照,讨论亚氏、黑格尔和尼采等人对悲剧功能的阐释,以期加深对古希腊悲剧的观照和理解。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

明代宫廷礼仪表现为繁复、宏大、富丽堂皇的特点。由此而引起的礼仪性开支浩大。大致而言,这些礼仪性开支主要包括:庙坛、寝陵之类的土木建设与维护之费;礼仪活动所需各种用具、首饰、袍服等造办之费;重大礼仪的赏赐之费等方面。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历史都证明了"高频度"的宫廷礼仪活动将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礼仪之害有时甚于兵祸。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诗成何以感鬼神——上古帝王与郊庙祭歌形态关系探析

诗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周因于殷礼,祭祀礼仪中的诗篇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保存在《诗经》的雅颂中,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基于反公地悲剧的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反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而目前解决“反公地悲剧”最佳途径是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当前，要解决中国公立高校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反公地悲剧”现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构建一个以教育产权的重新界定、整合、使用以及交易为内容，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公立高校产权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避免公立高校中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后现代视域中的政治仪式——一项基于戏剧隐喻的考察

具有浓厚传统意蕴的政治仪式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戏剧隐喻则为政治仪式研究开辟了一条后现代式的分析路径。以戏剧化为核心内涵,通过戏剧在隐喻意义上的逻辑引导,政治仪式可被视作一种政治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殊装置,其结构、功能和目的,与政治合法性的获取、维系和颠覆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政治仪式中的合法性建构依靠时空环境、人员安排和器物设置等诸多展布方式,通过实施规训与控制、提供忠诚与信仰,以及贯彻仪式化策略等一系列操演行为得以实现。同时,对权力和合法性的认知经由政治仪式被转换为社会记忆,刻录并埋藏在政治生活的表面纹理和深层结构之中。     

论悲剧人物

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悲剧人物论的主流是悲剧人物是有缺陷有过失的人物而不是完美人物;人格分裂导致他行动变异、性格矛盾;牺牲于正面敌人暴力下的不是悲剧人物.<红灯记>不是"大悲剧".80年代悲剧创作更具有美学的自觉性.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性意蕴

由于社会、身世、性格、气质等原因,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意蕴。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突出体现为具有多种形式的悲剧,充满诗性的审美色彩。悲剧形式主要有四种:无知的悲剧;好梦难圆的悲剧;社会黑暗的悲剧;死亡的悲剧。而诗性则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和淡远的审美情趣。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一、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二、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三、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论北宋词的审美悲剧意识

北宋词具有浓郁的审美悲剧意识 ,其生存样态包括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产生这种审美悲剧意识 ,主要是时代悲剧心理、词体对悲情的宣泄功能、悲音为美的美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