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成语典故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研究

文章对《淮南子》成语典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当前《淮南子》成语典故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淮南子》成语典故有效传承的具体路径——创造性转化,认为要依据传播学原理,在《淮南子》成语典故研究和传承现状基础上,树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机制,用城市景观和文创产品等"讯息"表达《淮南子》成语典故文化内涵,最终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有效传承效果.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现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论《天问》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是秦汉文化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杂家”的代表作,其受《楚辞》影响的一面以往没有受到重视。文章简要分析了《淮南子》与《天问》在创作动机、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一致性,以见《楚辞》、尤其是《天问》对刘安的影响,反映了《淮南子》对先秦文化吸收的广度。     

《淮南子》对外译介传播研究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年,晚至唐朝传到日本等近邻,新航路开辟后始传向欧、美等远邦;西方《淮南子》全译本的出现更是迟至21世纪。2003年由加拿大学者查尔斯·白光华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法语全译本、2010年由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英语全译本及其2012年的精华版,在《淮南子》远播欧、美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白光华为研究《淮南子》及中国传统思想还一度游学台湾,受到台湾《淮南子》研究大家于大成教授的点拨。香港语言学家及翻译权威刘殿爵教授也为《淮南子》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淮南子》哲学思想述评

《淮南子》哲学思想述评王德裕《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刘安（公元前１７９－１２２年）主持、众宾客集体撰写而成。这是继《吕氏春秋》之后，一部以道为主兼采众说的体系较完整的鸿篇巨制，对汉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就《淮南子》哲学思想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淮南子》文艺理想观

《淮南子》的文艺理想观是对儒道文艺思想的融汇整合.首先,关于文艺本质观,《淮南子》坚持了文艺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又强调了它是人的心灵自由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功用和审美的统一.其次,《淮南子》从艺术的特征、艺术的源动力以及艺术的审美效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至情"观,第一次全面突出文艺创作的情感审美特征,其影响深远.再次,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风格,《淮南子》主张阴柔与阳刚并举,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得益彰.     

《淮南子》论“李斯”二题

《淮南子》对秦相李斯的政治实践深为批评,认为其促成秦王朝的历史性覆灭,罪责难逃。在《淮南子》中,虽然仅在《人间》与《修务》中两次提及"李斯",但却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墨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蕴。《淮南子》着重从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出发,对李斯进行政治反思和批评,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黄老与墨家,对《淮南子》的李斯之论也有所影响,但逊色于儒家。《淮南子》论及"李斯"时,提出"阴德"、"治乱"之说,这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