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在德语中具有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层含义.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却暗藏着两人理论上的根本分歧.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共同体的失落.黑格尔将其原因归结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因此,他试图通过理性国家这种共同体来教化个体,通过有产者的思想改变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没有囿于抽象意义上的一般市民社会,而是深入到了现实存在的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具体市民社会.他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即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更高的层面上挽救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各异,但同样具有现代意义.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三维阐释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劳动、资本、国家是马克思阐释社会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国家是马克思反思社会共同体最早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掀开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假面纱。资产阶级国家共同体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历史生成的,国家共同体的秘密存在于市民社会。资本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青年时期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实质是围绕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向围绕资本问题的经济哲学研究的转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市民社会秘密的钥匙。劳动是马克思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立足劳动立场,把建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条件是劳动社会化的充分发展,主体力量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方法和价值原则。     

马克思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为了解决文明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卢梭提出了公意概念和社会契约论,希求人们在公意和社会公约的基础上共同构建道德共同体,并作为遵守社会公约的共同体成员而获得自由。然而,道德共同体只是缺乏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理想国,这构成了卢梭哲学中的自由难题。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现实的人设定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从而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此外,他试图回归市民社会领域探求自由问题的根源,否定了在卢梭式的政治国家中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案。通过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本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超越。     

在“最好”与“最坏”的状态之间——从近代政治哲学视野出发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具有近代政治哲学史的深刻背景。近代以来，基于个体预设，人们寻求自保的努力会导致相互冲突的普遍战争状态。为解决这一冲突，就要建立国家，但这又会导致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为进一步消除这一矛盾，以达成人是目的的要求，人们最终要寻求某种自由状态。于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发展就构成了一系列哲学家的思想线索。而马克思通过对法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指出了市民社会所存在的普遍战争状态并揭示出其异化根源，也反对超出社会之外通过国家等方式以实现自由。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是目的这一理念体现为现实历史的辩证进程。通过这一进程，人类将最终获得解放。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的,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哲学理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自由人性的建构问题;其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第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否定了经济社会的异化现象,倡导个体的人格自由,从而把自由看做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市民社会的形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外环境和内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场与制度的深刻变革相联系的伟大历史运动。所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域中的交往与共产主义

在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主导的市民社会趋向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伦理统一的国家看作必然性的地方,《论犹太人问题》时期的马克思则看到了"国家不能挽救市民社会于自身之中",并且"国家的秘密在市民社会之中"。因此,马克思开始从市民社会内部探索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将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表述为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以及造成这一异化的深层根源的交往异化和"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虚幻共同体”批判视野下马克思资本主义国家观

在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研究与革命实践中,"虚幻共同体"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核心思想内容。马克思指认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共同体,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方式,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普遍利益,也实现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其虚幻性的体现。研究"虚幻共同体"批判视域下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国家观,对全面把握当代人类社会生存的环境,减轻或者摆脱国家这种共同体对人类的掌控,有益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黑格尔哲学视野下的《论犹太人问题》

早期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分、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举的分析框架,认为市民社会代表了人的特殊性——利己性和孤立性,而国家体现了人的普遍性——类存在和共同性存在。鉴于早期马克思的立场是批判特殊性而褒扬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他理应选择国家而放弃市民社会。可是,马克思选择了市民社会而放弃了国家。要想解释马克思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需要留意马克思关于"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虚构的公民,缺乏能够发展出现实普遍性的特殊性因素,国家因而只能表现出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与国家不同,市民社会中的人(市民)虽然是消极特殊性的体现,即利己性的、孤立性的存在,但同时亦是积极特殊性的体现,即直接的、感性的存在,具备开出真正普遍性的潜能。因此,正是由于看到市民社会暗含了国家所缺乏的,但对发展真正的普遍性又极为关键的积极特殊性,早期马克思才从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     

马克思的“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着眼人类的总体福祉,重新找回被遗忘的“人类意识”,形成共在共生的发展理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回答“人类是谁”“人类将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照和价值关怀,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类哲学”上.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维度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进行了规定,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角度探索了人的异化和扬弃、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从而为今天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和重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秩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马克思“类哲学”的思想延长线上.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阐释——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维度

作为现代性多种"征候"之一的市民社会,通过资本和形而上学联姻共谋对人进行抽象统治,招致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原则作出批判,而这种批判路径,已随现代性持续深入,在当下获得新的历史承载。承续和深化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于切中现实的生活世界,关乎现代性下人的生存状态,并深入到时代根基处来推进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遗产中"未完成"之历史任务。     

市民社会与人权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权批判思想论略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得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人权的结论，通过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人权之间关系的分析，强调只有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才能扬弃资产阶级人权的内在缺陷，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关系总和”论实现的批判范式转换

马克思以“社会关系总和”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实现了批判范式的全面转换。批判出场方面，费尔巴哈以经验直观方法理解人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将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实现了人学基础的转换。批判立场方面，费尔巴哈从市民社会出发，以爱为基础建立宗教的人本学；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性质，“总和”的实现只能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批判方法方面，马克思基于总体性考察，扬弃了费尔巴哈对人类社会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将其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法有机融合起来，完成了运思方式的变革。批判指向方面，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仅在思维领域革命的不足，主张现实地改变世界，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奠基。     

马克思早期在何种意义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分析

基于对市民社会在历史和逻辑上的非同步性认识,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了不同的市民社会观。由于深刻认识了英国式市民社会的双重性,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表现为这样的逻辑：特权-同权-扬弃同权的特权。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受市民社会的传统政治内涵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建构起以人本学为框架、以人民主权为内容的特权市民社会观,即马克思只是从政治特权层面上批判了黑格尔逻辑中的第一环,而没有完全驳倒黑格尔。这是与他此时缺乏古典经济学知识直接相关的。这种理论缺失虽然使马克思无意中陷入了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形态,但其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却成为他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之路的重要契机。     

马克思东方文化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嬗变:一是早期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视域下,马克思主要对东方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批判;二是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文化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因素",并提出未来社会文化"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上述思想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马克思的东方文化思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要正视自身的文化落后性,同时也要立足传统文化发掘"新生支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探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民生思想。民生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的活动＂三个要素的统一。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人的需要,贯穿主线是人的实践,目标旨归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理想民生的基本道路是：占有生产力总和,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从事真正自由的劳动。全面准确地探究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对于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